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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做自信的中国新闻人
http://www.lsnews.com.cn  10-06-26 13:34   来源:浙江记协网    

  各位领导、各位同行、各位同学:

  我很荣幸,同时也很惭愧,今天占用大家的时间,在这个场合汇报我从事新闻工作20年来的体会。

  我是学外语出身的,当过11年兵,当年贸然闯进新闻这个行当,从未系统学习过新闻理论,只是在这20年中目睹并亲身参与了中国新闻业轰轰烈烈的变化,并且因为国际新闻报道走了世界不少地方,见识了两场战争,跟西方媒体发生了大量的接触,从而自然产生了一些思考和感悟。今天在这里,一并与大家交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以我的水平,只能算是从门缝往里看看。以我的浅薄理解,我认为,作为新闻工作的实践者,大概至少要把握住三点:

  第一,任何好的理论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扎根于实际的,新闻理论也是如此。中国近代以来有过几次大的思想输入。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输入和对西方理论的输入。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中国有过教训,也形成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而在如何对待西方理论的问题上,中国的思想界没有进行过充分的、大规模的争论和反思。中国知识界一些人直到今天依然认为,西方的一些理论,中国应该原汁原味地予以接受。具体到西方的新闻观,不少新闻从业人员认为,它们那一套是绝对先进的,中国应当毫无保留地予以学习并实践。这实际上也是很典型的教条主义。

  第二,中国的新闻进步,是中国社会进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近十几年,以都市报和网络两大媒体群发展为象征的中国媒体进步,直接拓宽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框架,开拓创造了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新空间。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中国新闻界的进步与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的变化节奏。

  第三,新闻是特殊的职业。每一个具体的新闻工作者,都承担着社会其他行业所没有的特殊责任。原因是我们掌握着特殊的话语权。我们掌握着塑造社会意识形态的雕塑刀。如何运用这把刀,绝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一家报社,或是一家电视台的事情。我们的报道必须真实客观,并且在总体上有助于推动实现13亿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也就是发展和稳定。我们还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在履行上述基本道德和责任的同时,使自身的报道精彩,博得社会的关注和掌声,从而端好自己的饭碗,在市场上立足并且强大。

  下面,我把我上面说的三点稍稍作一些展开。

  不能教条地对待西方新闻理论

  中国媒体面前有一个巨大的存在,这就是西方媒体。他们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对我们无时无刻不产生着非常复杂的影响。从1993年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常驻南斯拉夫开始,接触了大量西方媒体人。他们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们强大。记得当时在萨拉热窝,我采访了一位路透社驻当地的记者。他的装备令我震惊。他名义上是一个记者,但竟然有6位助手,有三辆普通采访车,另外配备了两辆装甲采访车。他一年的活动经费大约100万美元,是我的30倍。1995年,美军维和部队介入波黑战争。我只身赶到美军驻扎地点。当地的CNN采访组竟有30人,ABC采访组有60人。而当时在整个波黑,我是惟一的中国记者。那种“小米加步枪”跟“飞机大炮”拼的感觉油然而生。

  西方媒体在中国人面前的优越感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他们所谓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在同一个话题相互碰撞时,他们说话的空间往往比我们大。很多人都问过我:“你们的报道是不是要先送到宣传部门去审查,然后才能发表?”在与西方记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经常跟他们讲两点:第一,中国媒体跟西方媒体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西方社会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社会的平衡通过不同政党、不同阵营、不同利益集团的激烈对抗来实现。换句话说,冲突是实现西方社会平衡的主要手段。这样的社会结构反映到媒体上,就是互揭丑闻,激烈雄辩。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中国社会平衡的基础是和谐。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的新闻媒体,它们的行为一定要契合国家的基本国情。

  实际上,西方媒体的言论自由也是在一定的国家政治框架内运行的。他们可以攻击一个政党,揪一个具体的辫子,但全部主流媒体都必须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服务。他们可以攻击他们宪法框架内的一个总统,但决不能去触碰支撑这个国家的宪法框架本身。

  西方媒体的新闻自由是有限度的,我的一些所见所闻也可以印证这一点。2002年,我有机会采访了一系列的美国媒体。一天,在《纽约时报》的编前会上,大家讨论当天要用的几张主打照片,其中有一张涉及宗教,主画面是一个大主教,但他旁边有位衣着时髦的女性。当时,编辑要求使用这张照片,总编辑同意使用但要求对照片进行处理,将旁边的那位时髦女性裁掉,因为这个女性的形象有损大主教的威严。第二天见报的照片就是这位大主教面对镜头,背景只留下身边的一侧,有那位时髦女性的另一侧被完全裁掉。这种做法与CNN在拉萨“3·14”事件中使用中国军车的照片而把暴徒向军车扔石块的画面完全裁掉,以此攻击中国政府镇压拉萨平民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

  西方媒体绝不像一些人想的那样,是客观、公正报道的楷模。从他们大量对华攻击中,以及他们对新疆、西藏的一些报道,我们有时甚至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在制造谎言。必须看到,驱动它们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而绝非推动普世价值的神圣目标。看看这些年西方媒体都犯了些什么样的错误吧:它们迎合美国情报机构的误导,帮助制造“民意”,推动了一场错误的伊拉克战争;它们的报道加剧了西方社会对非西方文明的不健康的优越感;他们制造了“华尔街神话”,打造出无数的所谓“金融英雄”。虽然今天的西方媒体上仍有各种各样的牢骚和曝光,但是我们很久没有看到有真正批判精神的西方媒体人了。直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媒体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阿谀奉承和沾沾自喜。这不能不说是整个西方媒体的悲哀。

  反观中国媒体,虽然我们有种种不足,但我们今天的样子和10年前,甚至5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媒体在随着国家的各个方面一起进步。我对外国人讲我自己,总是说,第一,我是官方任命的,你想想,我会不会受官方政策影响呢?第二,政府不给我一分钱,环球时报完全在市场上生存,市场背后是我们的几百万读者,他们就是你们所说的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我对他们说,媒体是为人民服务的,你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墙上,也能看到“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的目标与政府的目标从根本上就不是对立的。中国政府在真诚地、十分努力地带着这个国家进步。聪明的、负责任的媒体,就是把政府和人民连接起来,帮助他们沟通而不去制造他们之间的对立。中国的媒体上有大量批评,有批评政府的,有批评某个社会群体及某些个人的,但根本的目的还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帮助实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

  可以说,最近十几年,是中国媒体井喷式发展的十几年,但我们没有搞乱中国社会,没有促成明显的国家错误。现在,中国的媒体人总有一些不满意,看到别人的优点,心里很着急。这从一定意义上讲,恰恰说明我们的思想和心态的健康,说明我们有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中国的新闻进步是中国社会进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的新闻界肯定是要与我们这个国家荣辱与共的。再进一步讲,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过程肯定是新闻媒体繁荣壮大的过程。同样,新闻媒体加强话语权的过程,就是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进步的过程。

  这些年,中国媒体的总量增长很快。1993年,我刚出国担任常驻记者时,中国各地基本上只有党报,没有都市报,各地党报一般只有对开8版。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人民日报》登了一条消息,说《深圳特区报》扩为16版,是当时中国最厚的报纸。但这一切迅速改变了。今天,中国媒体的报道面,基本扫荡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角落落。现在,有什么事情想藏着掖着,哄骗公众,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多过去的报道禁区在开放。很多过去高傲的政府部门、大型国企,都在媒体面前变得谦逊收敛。作为对政府行为进行公共监督的主要手段,中国媒体正在逐渐释放它履行这一职责的力量。

  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媒体是这个国家肌体的一部分。国家的性质和发展阶段给媒体设了一条不断变动,但绝非可有可无的边界。这条边界的实质内涵,就是社会现阶段对各种信息的承受力。媒体必须保持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精神的出发点,得是帮助促进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行,争取实现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摆到国家的对立面,用无休止的批评拆散这个国家的凝聚力。中国媒体面对的形势极其特殊,那就是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但中国变化的方向不可能由少数几个媒体人说了算。实事求是地讲,单靠我们媒体人的视野以及判断力,我们不足以把握国家前进的方向。因此,媒体作为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国家的整体,孤零零地自我表现。

  比如,批评报道,这是最令很多媒体人困惑的一个领域。这些年,中国媒体上的批评报道越来越多,但与西方媒体相比,很多人感觉,我们的批评报道不够尖锐,不够痛快,不敢针对国家大的方针政策,不敢直指中央政府,而西方媒体上谁都可以批评,总统也可以嘲弄。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西方媒体的批评报道确实很多。他们有时站在不同政党的利益上,对特定的对立面激烈抨击。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西方的竞选机制决定了政党相互轮换,媒体对具体政党和人物的攻击是在政党轮换这一十分稳定的框架内,帮助社会选择轮换的对象和速度,这样做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是很小的。而中国的国体与之不同。中国实行的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和政府的权威、公信力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媒体在中国对执政机器作出像西方社会对某一届政府那样的攻击,那么在中国被削弱的将是整个国家的根基。

  我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以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在闭门会议上进行的。媒体正逐渐地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拿到大庭广众之下,中国社会承受力的不断增强既是它的前提,也是它的结果。我们大家将会看到,十年以后的中国,全社会将更加习惯公开批评。政府将会更适应媒体对其工作进行公开监督。这种逐渐积累起来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将增加而不是削弱我党的执政能力。

  我认为,西方媒体监督政府的许多具体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但他们绝对不是批评报道的终极榜样,COPY和照搬西方媒体的做法是懒惰和没有创意的表现。邓小平同志发动中国改革的时候,提出了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之所以成功,就因为我们拒绝以任何模式提前框定我们的未来,做某种外来思想的奴隶。中国媒体的批评报道要针对并要改造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但所要保护,使之不会突然坍塌的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不断发现社会的弱点,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作出批评和抨击,为最终建成一个民主、繁荣的国家而作出我们的贡献,这是中国媒体惟一的正确之路。中国媒体必须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批判者。

  大家会说,这太难了。的确,在中国做媒体就是比在西方难。为什么会难,因为我们不安于现状,我们在寻求进步和改变。我对许多采访环球时报的西方记者说,在中国做一个总编辑比在美国做个总编辑难多了。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创新,都在往前走。而你们美国的媒体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作,把记者撒出去写稿子,编辑们保证别出语法错误就行了。而我们却和中国的变化紧紧地扭在一起。批评报道不是我们故意做出来的哗众取宠的表演。我认为,批评者本人要有能够理清中国社会脉络的思想高度,要有宽阔的视野,这种高度和视野对于搞好批评报道和创新报道,使得我们走稳、不翻船。如果存心拿批判中国社会做噱头,就算把我们的报纸全塞上批评报道,也装不下。实际上,任何社会都要改进,但每个社会都要尽量减少因此付出的社会成本。东欧这些年的变化大,但带来的痛苦也十分巨大。我是学俄语出身,亲眼目睹了从俄罗斯解体到南斯拉夫分裂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我亲眼目睹了萨拉热窝被打碎,目睹了上百公里长的前南斯拉夫难民潮。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北外做研究生时,我的导师是莫斯科大学的讲师,在我的眼里他是那么富有。然而,几年后苏联解体,我在莫斯科又见到他,他的生活几乎陷入贫困。我认为,任何政治家都没有权力让他的人民付出这样的代价。西方社会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很少变化,固步自封,最近几十年一直陶醉于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输出,而拒绝自我反思和面对自己的不足,这次金融危机给了他们沉痛的教训。同一时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变化过程带来的社会痛苦与东欧相比实在是小多了,虽然社会差距被拉大了,但总体看所有社会阶层都不同程度地从中受益,改革的大方向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这些年变化和痛苦的性价比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以这样的认识为出发点,我们的批评就会是建设性的,有针对性的;我们的眼睛就既能看到黑暗,也能看到照亮黑暗的那些光明;我们就不会在批评报道中走向偏激,把社会说得一团糟,用我们的报道去打击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撕裂社会的团结。

  客观地说,免受西方新闻观和其强大外表的蛊惑是不容易的。现代西方媒体发端于西方。我们是这一领域的后来者。迄今为止,我们媒体的各种表现形式全是西方新闻界创造的。稍不留神,我们就会沦为他们的思想奴隶。我们要学习西方媒体的东西,但决不能被他们洗脑、同化。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击水,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要相信,中国的新闻媒体必将随着中国的发展水涨船高。世界一定会竖起耳朵来听我们说话。我们同样说一句话,今天被人漠视,明天就会被认真倾听。换句话说,动荡的阿富汗、破碎的前苏联绝对不会出现一个受人尊重的媒体。

  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做负责任的媒体人

  做人要负责任,做媒体人尤其要负责任。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前面说过的,我们掌握着话语权,话语权越大,说话的责任就越大,说错话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越大。对新闻媒体,全世界都有约束。西方目前形成了比较规范和严格的行业自律机制以及法律追究机制。但在中国,这些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更多地还在依靠行政管理,漏洞相当多。由于媒体的爆炸式发展,新从业人员很多,中国媒体仅在真实性一项上的管理任务就相当艰巨。因此,提倡新闻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就是这个国家的管理部门不得不高声疾呼的。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做有道德的媒体,做有道德的媒体人,从长远看恰恰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换句话说,这样做我们是有利可图的。不要以为我们的受众是愚蠢的、容易上当受骗的。不要以为一条假新闻能给报社带来利益。不要以为,只要攻击国家机器,老百姓就欢迎,批评者就成了舆论英雄。做人要实在,做媒体人更要实在。我们的报道是出于私利,还是真诚地帮助政府和社会看清某个问题,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读者是能够揣摩到的,甚至能一眼分辨出来。比如,一些报纸上的批评性评论,有的写得一针见血,力透纸背,切实监督了政府,在重大问题上警示了社会,但也有一些评论属于人云亦云,甚至跟着起哄。比如,有些评论写手写出来的很多文章就像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样。往往开头是从某某报读到的一个新闻,他们对新闻的背景不了解,也没研究,就像用剪刀剪下来,贴在了自己文章的开头。接下来就是一段忿忿不平的高谈阔论,大致的路数就是把这个具体事件上升到国家公权力的滥用以及体制的不合理上,对国家机器进行一番廉价的教条式的批判。最后写几句对政府的要求,而如何实现这些要求也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这样的文章现在越来越多,已经成了新式八股文。写这种文章的人对政府内部的事情一无所知,严重脱离实际,很多时候不是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而是因为不会写别的文章,或者就是成心哗众取宠,通过摆出与政府对着干的姿态,吸引社会的眼球。这是典型的市场机会主义。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批评报道。我是想说,做批评报道的时候,一定要特别严肃认真。我认为,中国的批评报道的确不是多了,而是做得还不够。但扩大批评报道的同时,我们开展批评报道的能力必须不断提升。我们应当试图把批评的度把握得恰到好处。我们应当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将全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荣辱之上。新闻记者应当做好人,做有道德的人,这是一个像医生、教师一样,需要从业者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业。

  中国媒体在国家中所处的位置,是由国家的整体管理模式决定的。媒体权力的扩大肯定是渐进的。对此,作为中国媒体人,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有时受到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批评,这是社会对媒体的反监督,也是中国媒体往前走,与社会不断磨合的过程。能否正确对待来自国家层面的新闻管理并在现有的管理框架内积极工作,既不偏激,也不气馁,是每一个媒体及媒体人走向成功的前提。

  我前面说到,中国新闻业处于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前夜。它要求这个国家出现一大批锐意进取、责任心强的媒体负责人和业务骨干。为了迎接新的媒体时代,中国媒体必须给自己设定更高的业务标准,以期逐渐获得与西方媒体对话的权力。当前的情况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出新闻的地方。中国的经济信息、政治上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能引起世界上的广泛兴趣。但中国的整个新闻业仍然像一些出产低档产品的加工厂,缺少大的品牌,缺少能够征服世界的对新闻产品的深加工能力。当然媒体的不足并非这个问题的全部,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工作方式的改变,以及中国社会进一步的开放,将为媒体的进步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机遇。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开放度依然不够,政府官员往往怕承担责任,面对事情不愿意表态。非政府部门对媒体报道也很敏感,只愿意对外展示光鲜的一面,企业、社会团体都不太愿意接受监督。改变这一切,肯定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我前面说过,它几乎就是中国建设政治民主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必须有耐心,一方面要坚定不移、聪明地往前走。我们大家共同肩负着把中国建设成世界新闻强国的使命。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任劳任怨,百折不回。

  我从事新闻工作整整20年了,但这个职业我依然没有干够。我觉得,新闻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同时又是社会的解读者、反思者、批判者。我们可以平等地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在精神世界里,我们可以跨越所有等级,让全球的精英们直接感受到我们的存在。这是巨大的权力,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责任。真诚地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做时代进步的参与者、推动者而不是窥视这个时代的狗仔队,我们将赢得尊敬,我们的人生将因此精彩。

  谢谢大家!

  胡锡进简历

  胡锡进,男,1960年4月出生,汉族。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1989年获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并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1993年至1996年任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其间深入战火中的波黑,后写作《波黑战地采访手记》一书。1996年至2005年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辑。1999年被选入“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2003年赴海湾采访伊拉克战争。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2009年4月环球时报创办英文版,胡锡进同志兼任英文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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