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洪

近日，南京大学一份关于新农村的调查报告上了各大新闻网站首页。该调查报告以鲁、陕、冀、豫、粤、苏、津等地的20个行政村为对象，详细分析了当今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乡村的社会分层之清晰，并不亚于城乡分化。“中国农村分化为‘三个世界’，人均年收入相差12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其实，“中国农村社会分化为‘三个世界’”这一结论并不是新鲜报道，农村社会的贫富差距从东、中、西部悬殊的经济发展现实早可见一斑。笔者感兴趣的是，调查者在对农村“三种世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种种细节。比如，富裕村庄的村民对村干部近乎个人崇拜的敬重。调查者发现，“很多农民都说，他们需要一个能带领大家致富的村干部，哪怕这个村干部独断专行”。

能人治村是富裕农村一个共同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有不少村庄在一批有市场经济头脑、敢闯敢干的村干部带领下，趟出了一条富裕路，这可以从许多著名富裕村的发展轨迹中得到佐证。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乡村“能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定义。上世纪80年代，乡镇经济刚起步，乡村“能人”是指那些头脑灵活，肯吃苦，为乡镇企业发展历千辛万苦、跑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勤于开拓市场的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招商引资热潮涌动，乡村“能人”的能力则主要体现在如何引进投资，如何使农业用地盘整为工业开发区。进入21世纪，除了继续工业化道路之外，引导乡村迅速致富的“能人”们显然还要学会资本运作，让土地这一村民集体最富含金量的资本，如何在房地产浪潮中升值。

“能人效应”的出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在没有资金、资源短缺的乡村，能人能带来资金，能人即是资源。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乡村的“能人效应”对乡村经济发展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

但是，“能人效应”并非万能。当越来越多的村民将自身的幸福生活维系在少数的乡村“精英”上时，当地方政府对大学生“村官”寄予厚望时，我们有必要思考乡村“能人效应”究竟能走多远。

进入21世纪，农村工业化已经不是靠建几幢厂房、引进几条流水线、外出跑供销的方式就可以发展起来的，它必须融入全国宏观经济，甚至全球化经济浪潮中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农村经济要发展，就必须在政策、体制、资金投入等各方面作宏观考量。比如，农村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环境保护的坚守等等，而这些不是一两个能人能够做到的。

“能人效应”的局限还在于，一旦“能人效应”转化为盲目的个人崇拜，即可能使“能人效应”的负面被放大。

这不仅仅指因为缺乏监督和约束，能人做出了损公肥私的事情。因为对富裕的饥渴，乡民们的宽容并不止于能人们的“独断专行”，对能领着大伙致富的领头人，村民们不在乎他是否急功近利，甚至不在乎他是否违法乱纪。北京市附近某村，为了发展经济，违法转让土地建设高尔夫球场，村支书因此被惩处。当该村支书回村后，却旋即高票坐回他的村支书岗位。可见即便是集体的眼光，有时也会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