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州青荷·助你上大学｜接过微光 再传星火——一场跨越时空的助学接力

源新闻 记者 徐子涵 通讯员 杜文丽 虞颖/文 记者 陈炜/图

8月14日，缙云县五云街道金梅亭社区二楼会议室。

　　18岁的李政明推门进来，额头沁满了汗珠。

　　江清漪赶紧上前，把水递给他：“什么时候开学？”

　　“8月21日。”少年双手接过水瓶，认真地欠身道谢。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此前，他们对彼此最明确的印象，来自一串银行账户信息。

　　江清漪定期汇钱，李政明接受资助。没有频繁问候，也没有刻意建立某种亲密联系。记者问李政明，有没有想象过“江姐姐”长什么样，他几乎没有停顿：“不用想象，一定是个温柔的人。”

　　江清漪笑了。这个回答就像一个回音。

　　10多年前，她也坐在李政明今天的位置上。

江清漪

父亲去世以后

　　江清漪读高二那年，父亲病了。

　　病因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诞——小时候，一根竹签扎进了父亲的脖颈，残留物多年后在体内形成了肿块，手术后血液回流进气管，造成窒息。

　　父亲离开后，医疗费也掏空了家底，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孩，很快知道了“没钱”意味着什么。

　　2011年，缙云县关工委牵线，丽水实验学校教师杨丽佳开始结对帮扶江清漪。具体拿过多少钱，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善款支撑她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后来她考上大学，干兼职、拿奖学金，尽量不给家里添负担。也在那几年，她发现了一件过去很难想象的事：“贫困”其实可以被平静地说出来。

　　寝室里有人申请勤工助学岗，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扫楼道；有人开学没多久就出去兼职。大家谈起家里的境况，并不遮掩。江清漪渐渐明白，接受帮助并不意味着亏欠。

　　母亲反复告诉她一句话：“别人帮了你，你也要回馈别人。对的事情，就该一直做下去。”

　　这句话在她心里放了很多年。3年前，已经就职于缙云县人民医院的她考取了社工资格证，意外得知可以领取一笔补贴。

　　江清漪立即决定了这笔钱的去处。

　　她联系关工委，请工作人员推荐需要资助的学生，李政明排在名单的第一个。

　　“就他了。”2000元，很快转进了一个陌生少年的账户。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转换。

江清漪和李政明

高考666分的少年

　　李政明家的困窘，比江清漪家持续得更久。

　　2012年，父亲患上尿毒症，逐渐失去劳动能力，养家的重担全都落在母亲身上。她不得不凌晨去批发蔬菜拉回村摆摊，哪里有日结零工就去哪里。李政明高考刚结束，她又找了一份全职保姆的工作，为的是多给儿子攒点生活费。

　　李政明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很少让父母操心。考入重点高中后，他发现身边高手如林：“压力肯定有，但焦虑只会浪费时间，不如沉下心，专心做好手头的每件事。”

　　3年里，他的成绩一直靠前，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今年高考，他考出666分，被浙江大学录取。

　　江清漪平时没有过问李政明的成绩，也不要求他汇报生活，直到看到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处州青荷”助学报道，她才得知，那个自己每年资助的孩子，考上了浙大的脑机智能创新班。

　　“有点惊讶！为他开心！”她绽开了笑容，又补了一句：“太厉害了，比我厉害多了！”

　　见面会临近结束时，记者问李政明，有没有想对江姐姐说的话。少年仔细思考了一会儿，说：“希望姐姐天天开心。”

　　江清漪给他的寄语也很平实、简短：“好好学习，祝你往后人生顺遂。”

　　没有场面话。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提及关于“回馈”的话题。

李文贤

工资二百多元却想捐五百元

　　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江清漪也不是最早讲述资助故事的人。

　　在一家养老院里，91岁的李文贤正坐在窗边晒太阳。

　　老人是福建德化人，1959年从浙江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缙云县农业局工作。上世纪90年代，他在报纸上看到希望工程救助失学儿童的报道，深受触动，就到县关工委询问，资助一个孩子一年需要多少钱？工作人员告诉他：500元。

　　彼时，李文贤的月薪只有200多元，只能默默把这事记在心里。1996年退休以后，他开始拿出退休金的5%，通过关工委、残联、慈善总会捐出去，即使是妻子患病卧床期间，也从未间断。

　　后来，夫妻俩分别登记了遗体、器官和眼角膜捐献。他的孩子记得，父亲对自己一直“很抠搜”，家里的家具用了多年，再破损都舍不得换，可捐款时从不犹豫。

　　2022年，妻子去世，李文贤住进了养老院，身体大不如前，但行善如故。近三年来，他托付亲友转捐善款，仅通过关工委助学一项，2023年1763元，2024年1810元，2025年1900元。

　　这些数字精确到个位，但当记者问及，这么多年一共捐了多少钱时，老人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记不得了，记那些干啥。”

改变命运的温柔力量

　　类似的故事在我市还有很多。

　　胡女士多年前也是一个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她没有多少喜悦，先想到的是钱。

　　也是关工委的助学款帮她跨过了那道坎。

　　后来，她去了杭州，在一家科技公司一路做到高管。从2021年开始，她每年给家乡捐1万元，帮助困境学子。

　　记者想详细采访她，却被婉拒。她只说了一句话：“所有孩子都应该有改变命运、实现梦想的机会。”

　　应煜涛的经历又不一样。

　　从初中起，浙江畅尔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就承担了他的学杂费，每个月还给生活费，一直资助到他大学毕业。

　　后来，应煜涛回到了家乡，加入畅尔。在公司里，和他经历相似的同事还有不少。

　　另一家本地企业金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则在2018年主动联系关工委，此后每年资助5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每人5000元。企业负责人也不愿意接受更多采访。

　　很多人留下的，只有一笔笔转账记录。

“别打扰他们”

　　李政明前往杭州继续求学，而江清漪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孩子”。

　　她仍倾向高中生，条件也简单：“家里确实有难处就行。”

　　至于该和被资助对象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江清漪有自己的分寸。

　　少联系，少过问。

　　“我自己在高中时受过帮助，知道那个时候学业和生活压力都很大，所以尽量不去打扰他们。”

　　这也是这场助学接力中容易被忽略的温情——钱交到孩子手中后，资助者往往会退后一步，让孩子们自在地继续生活。

　　杨丽佳当年帮助江清漪时，大概不会知道，10多年后，这个女孩会把2000元汇进另一个高中生的账户。

　　江清漪汇出那2000元时，也不知道这个少年能考666分。

　　李文贤在30年前第一次去关工委询问时，更不会知道，多年以后，这座县城里出现了一个个曾受资助、后来又资助别人的人。

　　善意很少按计划生长。

　　它甚至不会留下完整的记录。

编辑 徐刘杰 责编 麻凯程 审核 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