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江特刊·文史｜庆元历史上的三位县令

源新闻 作者 吴丽娟

首任知县富嘉谋

　　庆元这片土地，偏安一隅。

　　一直以来，它以自己的节奏生长。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活动，无从考证。但从2023年11月发掘的小熊山遗址可以推断，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庆元这方水土已经有相对文明的族群居住了。

　　小熊山遗址出土了大型墓葬群随葬的玉礼器，包括石钺、玉锥形器和陶器等，反映出当时庆元族群的生活状态和文明程度。

　　庆元境域在夏、商、周时期为越地，春秋时期属吴越东平乡，战国后期越国被楚国所灭，故归于楚国，秦时归属闽中郡，西汉初期属闽越国，后属东瓯国，西汉后期至东汉则归属远在长江以北、江淮平原的扬州郡管辖，真可谓是“山高皇帝远”，也被视为“末郡之远鄙”。东汉建安四年（199年），松阳置县，庆元为其属地。唐乾元二年（759年），龙泉置县，庆元成了龙泉县的一个乡——松源乡。直到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庆元在辖区治理上才迎来自己的华丽转身。

　　置县之前的松源，虽有民众万户，有繁盛的青瓷产业和刚刚萌芽的香菇产业，但因离县治太远，有诸多不便。“豪民武断、赋役不均、诉讼不公、贼匪横行”，这些问题一直都困扰着松源乡民。当时，乡民写报告到处州府，提出建县的要求，郡中刺史将报告呈送给了朝廷。当时在宁宗政治中心任工部侍郎的胡紘是松源人，深得丞相京镗的赏识。在胡紘的申请和京镗的助力之下，宁宗皇帝在庆元三年冬月同意了在松源置县的请求，还将自己的第一个年号“庆元”赐给了这个新生的小县城。朝廷依请将松源乡从龙泉县分离出来，并将福建延庆乡的一半并入设置庆元县，命富嘉谋担任庆元的第一任县令。

　　富嘉谋何许人也？他是北宋名相、政治家、文学家富弼的后裔。按照【宝祐】《重修琴川志》的记载推测，他应该是富弼的第五世或者第六世孙。关于富弼，《宋史》记录了同时代的欧阳修对他的极高评价：“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苏轼也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称他和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四人为人杰。

　　据《常昭合志》记载，富嘉谋承祖上的恩荫，先后担任归安尉、无为军判官，后任上犹县知县。创建处州庆元县时，富嘉谋因才能被选拔为庆元县知县。

　　富嘉谋领命，在原任的位置上交接之后，便赶至临安带上京镗亲笔书写的“庆元县衙”匾额和铜制县印出发赴任，于庆元四年（1198年）三月十六日抵达松源。

　　初到庆元的富嘉谋，第一要务是选定县治之所。他结合当地民风民情四处勘察，并听取了多方建议，最终选定了有龙山为镇、龟石为印，风水极佳的熏垟（今松源街道），并把县衙安置于此。紧接着，丞廨（县丞办公室）、尉廨（县尉办公室）、县衙、县学、社稷、教场、城隍庙拔地而起，他还主持修建桥梁、打通去往福建的山道，让闭塞的松源与外界有了顺畅的联接。

　　当时，松源乡民拢共还拖欠着朝廷赋税一万有余，富嘉谋为民请命，得到了当时的处州太守赵雍的准许，给予减免一半的优惠。民众欢欣雀跃，剩下的另一半赋税很快就收缴了上来。

　　富嘉谋很谦虚，在他撰写的《建庆元县经始记》中，记载庆元建县的相关事宜。他说，缔创之事自古都很艰难，自己并不是有才干的人，到庆元任职共十二个月，建县工作基本完成，县衙也储备了一批才智之士，百姓喜迎丰收，这些都是天意，自己不敢居功。

　　之后富嘉谋仕至两淮运判，知和州。《永乐大典》中记录了他在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上书，他提出两项惠民举措：一是登记没官田与绝户田，设广惠仓接济鳏寡贫穷之人，弥补常平仓、义仓的不足；二是将公库积蓄、旧醋库改为抵当库收息，搭配桑田租税等补充收入，专项供给四百余名守城立功军兵的新增俸禄。户部审议认为举措可行，且未违反法规，朝廷最终予以采纳。

　　从他在庆元以及和州的作为，不难看出富嘉谋是一位务实敢为、体恤军民的地方官。他虑事周详，到任后清查官田设立广惠仓以济贫弱，又开源节流创设抵当库以保障功臣长利，不坐等朝廷拨款，展现出了出色的理财能力与担当精神。他制定的举措既惠民生、实边境，又利长远，可谓心系黎庶、公忠体国。

　　看到富嘉谋的作为，不难想到富弼在地方任职时的斐然成绩。富弼以救灾恤民著称，在青州担任知州时，河北大水，流民涌入，他开仓放粮、动员民间力量安置灾民、组织以工代赈，同时严禁富户欺压流民，救活数十万人的性命，其举措成救荒典范。原来，政治才能也是可以家族传承的。

　　晚年归乡的富嘉谋活到七十七岁，《常熟县志》评价他“才具素优，临政不苟，居乡尤急于义”。值得一提的是，富嘉谋祖上是处州府青田县南田的，其先祖富弼在十九岁的时候曾跟着父亲富言来青田拜谒先祖。富嘉谋能够成为处州府庆元县历史上首任父母官，可以说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里了。

“猛人”县令沈维龙

　　明万历二年（1574年）的秋天，处州庆元县来了一位新知县。彼时，庆元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官舍民居倾颓，百姓惊魂未定。新知县名沈维龙，字震卿，号宗西，福建晋江人。

　　沈维龙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乡试中中举，先后到广东翁源县和安徽芜湖县任职。后因祖父去世，作为嫡长孙的他回乡守丧，丁忧期满后补任庆元知县。他在广东翁源任职时，曾单枪匹马闯入贼寇营地，生擒贼首梁忠，招降上千贼众，可谓是有胆有谋的“猛人”。

　　能迎来有如此胆识的县官，庆元老百姓无不欢呼雀跃，期待他能够在大灾之后引领着大家重振家园。屋漏偏逢连夜雨，庆元的百姓还没走出地震的阴影，次年又遭遇大饥荒。“民间绝粒，野多饿死”，县志中虽然仅用八个字记载这段历史，但我们却仿佛能直观地看到、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境况。面对困境，沈维龙当机立断，迅速开仓赈灾，使百姓得以活命。

　　上任后，他没有止步于应急救灾，而是着手系统的重建工作。县衙的忠爱堂、赞政厅、耳房库、茶房等设施，在他的组织下得到修缮或重建。他在仪门外建迎宾馆，在云龙门外重建府馆，让这座山城的行政设施焕然一新。城门上的谯楼，也是在他的努力下焕发光彩。

咏归桥 陈化诚 摄

　　不仅如此，沈维龙还是个“修桥专业户”。庆元地处浙闽交界，群山环抱，溪流纵横。沈维龙深知，桥梁是连接庆元各方的命脉。万历三年（1575年），他在棘兰司旁边建造了棘兰桥，让这条交通要道更加畅通；同年，他在九都竹口修建阜梁桥，这座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永乐九年，到他手上已是第四次修建；他还重建了兴贤桥，这座桥元大德年间由达鲁花赤（县监）于崇建造，天顺年间损坏后知县沈鹤利用龟石为梁改名为“咏归”，嘉靖二十七年再次损坏，知县朱芾重建，到沈维龙这儿，已是第三次重建……桥梁工程亦是民生福祉，每一座桥的修建，都意味着老百姓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跋涉一些险滩。

　　而另一件关乎民生的大事沈维龙也十分上心，那就是教育。在封建社会，想要有好的教育，就得有好的书院。沈维龙命义民吴治在县西隅的兴贤坊建造了松源书院，松源书院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庆元读书人求学的重要场所。

　　沈维龙曾说，“雅重儒术”是治理地方的根本，这个教育观点他一以贯之，在翁源如此，在芜湖如此，在庆元更是如此。与此同时，他还置办学田，资助贫困士子读书。他捐出俸禄，在县城东门外购置了一口“蝈塘”，用以“收租课士”；他还在县城东边的上仓修建桂香社学，让更多的庆元适龄孩子有机会读书。

　　县志关乎一个地方的文脉传承。万历丙子年（1576年），是沈维龙到庆元任职的第三年，他主持修撰了《庆元县志》。这是庆元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修志工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

　　在治理上，他“苞苴尽绝”——杜绝一切贿赂行为。预备仓（常平仓）在他的主持下得到重修，同时，他还命斗级吴道任在边上督修了两座新廒。这座仓库用于储存粮食，丰年收购，歉年开仓，在平抑粮价、赈济灾民上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沈维龙不仅是一位实干型的官员，也是一位有情怀的文人。他为庆元写下了《济川图赋》，这篇赋被后人评价为“县志收录的古代文赋中写得最好的一篇”。

　　他笔下的庆元是：“瓯闽分土，松源志乡。汉魏兮鸿蒙，唐宋兮启疆，宁宗锡寓，氏族方张。人繁物夥，山回泽藏。地钟其瑞，氤氲莽苍。人挺厥灵，豹隐鸾翔。”他写的天马山“岞崿于霄汉”；他写济川“汇为清泓，转为回澜，分燕渚，出龙潭，千溪万壑，而西为赴海之湍”；他写仙桃山上“茂木郁葱，黄公逢之羽化”，写薰山、巾子峰“对峙丰隆，异乐随乎天仗”；他写庆元的风俗“朝弦暮诵，家诗户礼”，“敦本尚行，相友相助”。

　　《济川图赋》不仅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更是沈维龙对庆元山水人文的深情告白。他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说明他真心热爱这片土地。

　　之后，他因政绩卓著升任惠州通判。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很快辞去官职，回家奉养母亲。辞官后的沈维龙闭门读书，家中仅有数步见方的田地也不愿开垦，十几亩的桑林也常常闲置。

　　对于他的人生选择，可能很多人并不一定理解。但回望他年少时便可见端倪。他是一个极其孝顺的人，十三岁那年，父亲病重，他日夜守在病榻前，跟随医生调药，废寝忘食。父亲去世后，他悲痛欲绝，哀伤的程度完全不像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父亲走后，他更加孝顺母亲、侍奉祖母。一个能为照顾父亲废寝忘食的孩子，中年之后选择辞官奉养年迈的老母亲，也是情理之中。

《通判沈震卿先生维龙》

　　何镜山先生写的《通判沈震卿先生维龙》被收录在《闽中理学渊源考》里。文中记录了关于他年少的故事，以及他独自承担立祠堂、置祭田、修祖坟、编族谱等事迹。讲他“事叔友弟，敦族睦宗尤谨”。这些早年的经历，锻造了他坚韧勇毅而又充满温情的性格，而他也将这份责任感和孝悌之心带入了仕途。

《闽中理学渊源考》

　　老年时期的沈维龙，写下铭文告诫子孙：“予幼而壮，壮而老，有所勉，有所戒，有所教，皆临深履薄之意。”无论入仕还是退隐，他一生都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状态。他将自己的这种行事准则，或者说是人生信条作为家族的精神财富传给后人。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沈维龙离开庆元已经二十多年。这一年，知县沈立敬在渎田旧学址修建射圃，因为沈维龙曾有过这个想法，只是一直未能实施，同为沈知县的沈立敬圆满了这个提议。

　　沈维龙在庆元的时间不算长，只有短短五年，但他留下了很多政绩，这些都藏在松源书院的书声里，藏在棘兰桥上的足迹和阜梁桥下的流水中，藏在蝈塘里的涟漪和县志中的文字里……

　　他的一生，是孝悌传家、实干兴邦的一生，也是临深履薄、知进知退的一生。单骑入贼营的壮举令人惊叹，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能放下一切、回归初心的选择。

　　“后贤接武兮擅英奇，龙腾蚪踊兮耀云逵，树德兮发山川之灵秀，人杰兮际元会之昌期。”这是沈维龙写下的句子，似乎也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学宫图

庆元文运的守望者程维伊

　　清康熙七年，程维伊第一次走进藏在万山之中的小城——庆元。这位顺治丙戌年的举人，来自湖北黄冈。

　　他从楚地一路翻山越岭，走了上千里路，终于看见了庆元的城墙。城墙不高，西南倚山、西北临溪，东南凿有“广二丈、深一丈”的护城河，水自东向西转北汇入大溪，城上楼、敌楼、窝铺俱全。可走近一看，城墙砖石松动、木料腐朽，一副年久失修的模样。

　　到任第一年，程维伊便牵头重建城楼。当然，此前历任知县也总在修修补补，却始终逃不过“修了又朽、朽了再修”的循环。他备料募工，把城楼重新立了起来，县志只淡淡留下一句“国朝康熙七年，知县程维伊重建城楼”。是呀！地方官修城补墙是分内事，不值得大书特书。

　　可程维伊并不甘心只做些“本分活”。在庆元待了几年，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疑惑：这里的百姓“力田务本，不事末作”，勤恳种地不尚商贾；这里的读书人“敦诗书、习礼让”，街巷常闻诵读声，崇文风气刻进了骨子里。可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中举者却寥寥无几。

　　他看着那些挑灯夜读却屡屡名落孙山的后生，总觉得这座城的活力不该被埋没。一城的希望从来不是只看城墙有多高、粮仓有多满，更要看考场上有多少能提笔担事的年轻人。

　　康熙八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程维伊处理完公务，邀了几位本地的士绅一起登上角门岭远眺：庆元城四面群山围合，松源溪从东边奔涌而来，水势湍急，到岭下打了个旋便径直向西而去，哗哗的水声像是只顾赶路的行人。

　　程维伊望着水流忽然叹了口气，身边人面面相觑，不知知县大人为何对着溪水发愁。

　　“士之扼于制举，非无故也。”他指着脚下溪流语出惊人。他又说，松源溪的水从东边来，水势太急，流到角门岭这儿，没有停留就冲走了。水代表文脉，水流得太快，文气就聚不拢。庆元的读书人之所以怀才难遇，恐源于此。这话放在今天听着玄乎，可在三百多年前，“形胜”之学是读书人普遍认可的，山川的走向、水流的缓急，关系着一方气运。

　　“若架木为梁，以接两山之脉络，锁一水之潆洄，文运殆一助乎。”他试着说出建桥的想法。旁边的士绅们眼睛一亮，纷纷说“善”。

　　于是程维伊掏出俸禄作为启动资金。县里的乡绅、读书人、老百姓，听说知县要建桥，都来帮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采石、伐木……整个县城都动了起来。

　　桥从康熙八年二月始建，到康熙九年十月完工。待到桥落成，程维伊再次登高俯瞰：桥身横跨两山之间，像一道长虹。桥上有重檐飞栋的长廊，有鳞次栉比的楼阁，桥头两边是高高的望楼，石壁旁还有一座小亭子，名曰储英庄。

　　水在桥下潆洄，不再直泻而去。两山的树木葱茏，像是被桥连成了一体。程维伊站在桥上，觉得庆元的山川忽然“活”了。之后，士绅们效仿苏公桥取名之意，称角门桥为程公桥，程维伊推辞不过，只能应允。

　　除了建桥，程维伊为庆元兴文教办还做了许多实事。他出资维修孔庙正殿，捐俸购置学田，将学田的租米用来资助贫困的读书人，让他们安心读书，不必为生计发愁。那个年代，科举这条路从来不止考天分，考努力，更考家底。程维伊的做法，切实为庆元底层年轻人铺就了一条出路。

　　康熙十一年，他还主持编修了县志。县志不仅记录一地的山川地理、赋税户口、人物风俗，更是这个地方的“家谱”，是文脉的传承。程维伊写的《建角门桥记》也收进了县志第九卷的《艺文志》里。

　　文中那段话至今读来仍动人：“顾原田之朊朊，则思不竭吾民之力焉；溯清流之洁冽，则思臣心如水，而不使之可淆焉；观其烟霞朝变，禽鱼上下，则思与诸士切磨砥砺，而期文教之成焉；念夫负担而往来，息足于溪云沙月，则思阜吾民之财而比户可封焉；回眺乎雉堞言言，左山而右川，则思百里之寄，上足国而下裕民者，无不周详而审处焉……”

　　程维伊从来不是只懂催科征赋的官老爷，而是真把庆元的山水百姓装在了心里的地方官。在他看来，砖石垛口能挡洪水、防盗匪，却守不住一座城的文运，更守不住人心。真正的长治久安，是读书的种子不绝、淳厚的民风不堕。

　　桥建成后，他谦逊地说，天地山川亘古就在，这桥本就该建，不过恰好赶上自己任上完工罢了，不敢居功，只“乐观厥成”。

　　程维伊在庆元任知县九年，是任职较久的地方官，至于他离任后去了哪里，未得考证。只知道康熙四十一年，庆元人重修城楼时，距他离任已经三十年，后来人们为他建的程公祠也渐渐荒废，程公桥也几经修缮重建，不复当年模样，只有那篇《建角门桥记》却始终在县志里静静躺着。

　　文字比石头更耐久，比城楼更经得起风雨。就像程维伊自己说的“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川”，只要山川不老，那对着山水满心牵挂的真诚目光，那颗为保一方文运热诚的心，就永远不会老去。

　　（作者系丽水市作协副主席、庆元县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