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江特刊·文史｜被遗忘的王牌：明代“处州兵”的抗倭传奇

在明代东南沿海持续百余年的抗倭战争中，有一支曾威震敌胆却又逐渐湮没于历史尘埃的精锐之师——“处州兵”。近期，丽水“继光街茶馆”的文化热度，恰似一把钥匙，打开了这段尘封的记忆，让这支“被遗忘的王牌”的传奇力量，重新浮现于世人眼前。

　　本文所称之“处州兵”并非单一群体，而是一个广义概念，具体包含四类力量：一是隶属于卫所体系的“处州卫之兵”，二是由守卫银矿官军与矿工招募兵士组成的“处州坑兵”，三是戚继光统领“戚家军”中的处州籍兵士，四是民间自发参与抗倭的“处州义士”及地方临时编练的“民兵”“乡兵”。

处州兵的起源与抗倭开端

　　明代的处州是全国闻名的银矿区，境内银矿资源丰富，成为明王朝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然而，朝廷对银矿的重税盘剥日益严苛，使得矿工与监管官军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冲突频发。明正统年间（1436—1449），这种矛盾彻底爆发，其表现就是由叶宗留领导的持续多年的矿工起义。

　　这场长期的争斗与战争，意外地塑造了处州地区独特的军事基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了矿工与护矿官军双重力量的“处州坑兵”应运而生，其威名令倭寇闻风丧胆。明《海盐县图经》卷七记载：“坑兵，处州守银坑之兵。”

　　黎光明在《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1933）中亦明确：“浙江处州兵非尽坑兵，但其坑兵为最著名，其御倭亦最早。”这一记载清晰界定了处州坑兵与处州兵的从属关系：坑兵是处州兵的重要分支，且凭借其独特的战斗力，成为处州兵中最具代表性、抗倭参与最早、影响力最大的群体。

　　据史料记载，处州兵抗倭，最早开始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松阳知县罗拱辰所督率的处州兵成功抵御倭寇，这是史料明确记载的处州兵首次大规模御倭作战。《嘉靖实录》卷三百九十七记载：“三十二年四月庚子，浙江倭五百人，攻破绍兴临山卫，乘胜西犯松阳，知县罗拱辰督处州兵御却之，贼浮海走，参将俞大猷以舟师游击，斩首六十九级。”

　　而嘉靖三十一年（1552），朝廷起用王忬巡视浙江，王忬“奏释在系都指挥卢镗、尹凤数人者，皆东南枭勇折冲将也。括苍多恶少年，因以其人悍而喜斗招集之，分置诸部”，这一举措进一步扩充了处州兵的规模，为后续大规模抗倭作战奠定了基础。

处州兵的抗倭实践

　　明嘉靖年间，倭寇在东南沿海肆虐，处州兵作为精锐力量，多次受调驰援各地，参与了一系列关键战役，其英勇表现被载入史册：

　　1.平湖乍浦遭遇战。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200余名倭贼途经乍浦教场，此时400名处州兵刚刚完成长途调防，疲惫饥饿到了极点，战斗力大减，倭寇乘机发动攻击，使处州兵损失过半。《乍浦志》记载：“（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初八日，倭贼二百余，经乍（浦）教场，适处州兵四百新调至，饥惫甚，敌遂损其半。”

　　2.嘉兴孟家堰之战。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处州将领刘大仲统率500名坑兵驻守海盐，其作战骁勇，独创战术，“令部卒各带石块数十，俟兵接刃，令两旁密以石块击贼，而中间皆以短兵对敌”，倭寇专注于正面交锋，未防备两侧乱石袭击，处州兵因此屡战屡胜，深得当地百姓赞誉：“凡客兵食吾土，唯刘（大仲）不愧！”此次战役中，参将卢镗率兵截击窜犯海盐、嘉兴的倭寇，遭倭寇预伏突袭，官军战死溺死者达1475人，遭遇倭患以来的重大惨败，刘大仲、胡大力、连仲、吴蛮牛、薛千户等处州籍军官全部力战阵亡。明采九德《倭变事略》载：“大仲者，处人，最骁勇，统坑兵五百来吾盐，多建战功。凡战，令部卒各带石块数十，俟兵接刃，令两旁密以石块击贼，而中间皆以短兵对敌，贼知交兵，不虞乱石击面，率以此取胜。凡客兵食吾土，唯刘（大仲）不愧！至是死之，莫不痛惜，春秋血食宜矣！”

　　《海盐县图经》亦载：“刘大仲者，处州人，骁勇以忠义自负。嘉靖癸卯、甲辰间，以千总统坑兵五百援盐，追贼酋萧显，由柘林、广陈、乍浦，屡战辄胜，诸将成功多其力，后从卢镗，追倭于孟家堰遇伏，率其党胡大力、连仲、吴蛮牛，力战而殁。”

　　3. 苏州横泾之战。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处州卫指挥张大纲率领坑兵参战，其“骁勇异常，率坑兵击贼，手刃数人”，最终因寡不敌众，力战而死。《筹海图编》记载：“三十四年八月，指挥张大纲，生员陈淮，与贼战于苏州横泾，死之。大纲，处州人，骁勇异常，率坑兵击贼，手刃数人，力战而死。”

　　4.绍兴五婆岭之战。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武生项益隆率领200名处州兵与倭寇血战，战斗从上午七点持续至十一点，最终56名处州兵战死阵前。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四记载：“三十四年十一月，宗宪又益以武生项益隆所领处州兵二百人，至是与贼迎战于五婆岭。处兵与贼血战，自辰至巳，五十六人死于阵。”

　　5.温州地区系列抗倭战役。万历《温州府志》记载，处州卫指挥续蒙勋“多膂力，马上运槊如飞，握兵瓯海，御寇九年，水陆二十余战，斩级三百七十有奇，生擒百余”；千户张榜“少业儒，通大义，初袭职即委管团练，领兵往瑞安御倭获功”。

　　孙延钊在《明代温州倭寇编年》中考证：“有续蒙勋，字世阶，袭处州卫指挥，多膂力，马上运槊如飞，握兵瓯海，御寇九年，水陆二十余战，斩级三百七十有奇，生擒百余。又有张榜，字汝元，处州卫人，以祖父死难功荫袭千户，少业儒，通大义，初袭职即委管团练，领兵往瑞安御倭获功云云。”

　　嘉靖三十四年（1555），温州瑞安县三港之战中，守备刘隆、正千户胡凤、副千户刘纲、百户张通等率领处州坑兵与倭寇激战半日，杀敌20余人，后遭倭寇伪装成明军突袭包围，30余名官兵血战力竭而亡。明代万历《续处州府志》卷八详细记载：“百户张通，嘉靖三十四年奉委领坑兵前往温州听调巢贼，于瑞安县三港地方与贼对敌，自辰至午杀死倭寇二十余人，收队间不意贼诡计扮作我兵，绕出山后呐喊来攻，血战力竭，与守备刘隆、千户刘纲等三十余人一同遇害。”此外，指挥佥事卢锜“屡调余姚、台、温、江西等处防剿，每奋勇当先，血战斩首生擒，并获器械马匹无算”；遂昌人叶德良任莆田县丞时，倭寇犯福建，“知县、簿、尉弃城走，独德良坚守，旬日城陷，死之”，后被追赠太仆寺丞。

　　据《倭变事略》记载，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阮鹗被困桐乡时，在致胡宗宪的书信中提及处州兵规模：“且处兵不过三千，乃乍浦久困暂驻之卒耳。今调二千浙东，以解余姚之危，调一千崇德，以阻犯杭之路。”这一记载印证了处州兵作为机动精锐力量，在东南抗倭战场的重要调度价值。

　　处州位于浙江内陆，虽非倭患重灾区，但邻近温州的青田县、与台州接壤的缙云县等边境县域，因地理位置特殊，屡遭倭寇侵扰。面对外侮，处州军民奋起反抗，上演了一幕幕保家卫国的壮烈图景：

　　1.青田县系列防御战。嘉靖三十四年（1555）夏四月，数百名倭寇突入青田境，先后袭扰一都小峙、沙埠等地，领兵百户张澄战死，民兵溺死者达二千人，倭寇最终破仙居而去。

　　光绪《处州府志》记载道：“嘉靖以来，倭奴猖獗。乙卯（1555）夏，倏抵青界。是冬，再寇及沙埠，杀掠无算。我兵死拒，寇复归海。”

　　嘉靖三十七年（1558）夏四月，倭寇自永嘉突袭青田，围城十日，“据东门外儒学及民居为窠，分劫各都，烧毁民居五千余间，杀死男女老幼三千余口，掳男女千余，劫财物不可胜计”。青田军民顽强抵抗，“烟居留大琳等一十四人（战死），守城民兵杜定等射杀倭寇一十余首，民壮叶仁锡等偷营烧破贼巢”，最终迫使倭寇撤退。

　　2. 缙云县防御战。嘉靖三十六年（1557）五月，数千倭寇自台州登岸，破黄岩、劫仙居，直逼缙云。都御史阮鹗亲率万余大军，“筑将台，屯于苍岭之南田”，成功遏制倭寇攻势，使其“四散不敢入境”，保障了缙云及周边县域安全。

　　3.景宁县守卫战。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进犯泰顺莒冈，景宁县凭借石佛隘等三隘的严密防守，成功抵御倭寇，保全县域安宁，史载“守三隘而安”。

　　处州本土防御之所以能取得成效，得益于灵活有效的防御策略：在倭寇攻青田时，分守处州府城的参议曹金“下令城中籍其少壮编立什伍，亲坐南明门，调遣各门护守”，实行“每城垛一人，每十垛一长，每三十垛以一生员管束”的精细化防守体系，同时“各垛俱张灯击柝”，并设游兵“执旗振金，巡逻不辍”；针对倭寇多用鸟铳的特点，“悉取民间棉被，张围六门”，有效抵御火器攻击，最终使“贼知备严，遂不敢进”。

　　在处州籍的抗倭官兵中，战功最显著者莫过于卢镗。卢镗，字子鸣，处州卫人，“家世武弁，敬礼士夫”，其抗倭生涯几乎贯穿整个嘉靖年间，仕途虽有波折，但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历届主帅重用，与汤克宽并称“敢战”。他早年守备温州时，“屡擒剧（巨）贼许二等”；倭患爆发后，更是“定谋戮力，俘其渠魁徐海、王直等”，彻底扭转东南沿海倭患局势，“地方以宁”，官至浙直总兵，深受沿海百姓爱戴，“沿海居民祠祀之”，《明史》及宁波、台州、处州等地志书均对其功绩有详细记载。

　　卢镗之子卢相，长期跟随父亲征战，成为军中核心先锋力量。卢镗常将“劳险之事”托付于他，而卢相“闻命即行，蛟窟鲸波，无少疑惮”。在“时称军兴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中，卢相担任先锋，立下首功；卢镗统鸟尾船剿贼仙居时，卢相再度为先锋，成功破城；徐海败亡后，大隅岛主第辛五郎遁逃烈港海洋，卢相奉命邀击，将其生擒并献俘京师；此外，他还钻研倭寇鸟铳技术，“竟穷其术”，入神机营教习诸军，后升任浙江都指挥佥事，守备仪真（今江苏仪征市）。汪直被诛后，其党羽毛烈、李华山突袭石浦，卢相“督兵攻沉其船，俘其妻妾，焚溺死者无算”，以赫赫战功终其一生。

历代对处州兵的评价

　　历史文献对处州兵的战斗力普遍给予高度认可。《明史稿》卷六十九《兵志》认为：“浙兵，义乌最，处次之，温、台、宁、绍，又次之。”《筹海重编》把处州兵提到更高的位置：“浙江处州坑兵之外，以义乌兵为第一，温、台兵次之，宁、绍兵又次之。” 戚继光称“毕竟处州为第一，义乌次之，台温又次之，绍兴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总之处在第一、第二的位置。

　　戚继光在其练兵笔记《纪效新书》中认为“处州兵”的名声传遍天下，各地无不招募处州籍的士兵。先是浙江各地来招募，其次是南直隶（今江苏、安徽），再次是福建，这些地方招募的其实都是处州兵。

　　《纪效新书·总叙》：“由是处兵之名著天下，无处不募处兵，而先浙次直次福建，皆处兵矣。”

　　同时，他认为有时处州兵之所以打了败仗，是因为不能被很好利用，随着处州兵招募范围越来越广，担任将领的人也越来越多，而许多将领没能掌握处州兵的性格，频繁地使用处州兵，不能让其积蓄力量和锐气。

　　《纪效新书·总叙》：“夫处既募广，将领乃多，岂能人人皆良知清明尽谙治气用兵之机也。”

　　此外，明郎瑛《七修续稿》收录了一首民谣：“东海小明王，温台作战场；虎头人受苦，结束在钱塘。”黎光明在《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中考证，“小明王”是海盗王直的僭号，“虎头”指繁体字“處”的首部，代指处州坑兵，“钱塘”为杭州（王直被杀之地），民谣反映了处州坑兵与王直势力作战的史实，且“处州虽不被倭患，而处人死者亦几万”，印证了处州兵在抗倭斗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

　　（作者系丽水市政协文史专员、市档案馆登备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