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江特刊·文史|龙泉窑驱动南宋至明中叶社会经济转型与全球文明互鉴

源新闻 作者 王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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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龙泉窑的历史贡献,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往往是龙泉窑在宋元至明中时期中国瓷业的外销之冠。殊不知,这只是龙泉窑在这一高光时期的吉光片羽。据众多史料证明,龙泉窑在宋元至明中叶这360多年时间里,从浙西南山区的民窑集群崛起为全球手工业巨头。其技术革命释放的产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覆盖亚非欧市场,成为国家财政支柱、就业引擎与文化符号,带动百万工匠和从业者实现脱贫,从而在封建经济结构中率先开辟出一条工商复合的发展路径,深刻重塑了江南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并掀起了全球文明互鉴的浪潮。

元龙泉窑点褐彩玉壶春瓶(现收藏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一、生产力迅猛发展引发生产关系变革并促进资本主义萌芽

  南宋至明中叶,龙泉窑的崛起首先是一场由技术革命与组织创新协同驱动的深刻生产力变革,其引发的规模化生产与专业化分工,不仅彻底重塑了陶瓷产业生态,更催化了生产关系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并直接推动了区域城镇化进程与社会阶层重构。

  (一)技术规模化与产业链专业化实现生产力体系的近代化跃升

  龙泉窑的技术变革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系统性创新过程。其核心突破体现为釉料科学、窑炉工程及生产组织三大层面的协同演进。

  1.釉料与窑炉技术的科学化突破

  南宋时期,窑工对本地紫金土矿物特性的科学认知与运用,显著提高了胎体的强度与成品率。更具革命性的是,在借鉴北方工艺基础上,龙泉窑创烧出石灰碱釉,并通过精准控制烧成温度与还原气氛,实现了釉色美学的革命,达到艺术巅峰——创烧出美绝人寰的粉青釉与梅子青釉。这不仅是审美的飞跃,更是陶瓷化学应用的重要里程碑。

  窑炉工程技术取得决定性进展。龙窑长度延伸至数十米甚至近百米,并发展出分室结构,结合M形匣钵的普及,使装烧效率与产品适应性获得极大提升。宋元明鼎盛期,龙泉窑系年产量据推算可达两千万件以上,为其全球供应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瓯江流域产业链的专业化整合

  产能的规模化扩张,依赖于一个高度专业化与高效协作的产业链体系。北宋元祐七年(1092)瓯江水路疏浚,为此提供了关键基础设施。以此“黄金水道”为轴心,形成了半径超过300公里的产业协作网络。

  上游出现原料开采规模化与科技赋能。瓷土、紫金土、釉料等均实现规模化开采与加工。水力机械(如木制水车)广泛应用于瓷土粉碎,“以水代力”使加工效率提升数倍,成本大幅降低,保障了原料的海量稳定供应。

  中游实现生产环节的深度分工。元代蒋祈《陶记》所载“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正是龙泉窑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生动写照。

  下游形成物流与市场网络并出现衍生行业。瓷器通过瓯江“黄金水道”日夜不息地运往温州朔门港。一部分经内河或陆路网络销往国内都市,更大一部分则换装远洋海船,驶向全球。庞大的物流需求催生了完整的配套服务链,推动了商业繁荣与港口城镇化。

  至此,龙泉窑已构建起一个组织严密、运作高效、具备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的前工业化生产体系。

  (二)生产关系变革促进资本主义萌芽与社会结构的近代化转型

  生产力的革命性跃升,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催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和社会阶层分化。

  传统的“耕陶结合”自然经济模式被突破,新的生产关系中出现了清晰的生产资料私有化、雇佣劳动与市场化租赁。开始有窑场主(或“片场主”)通过资本投资,垄断了瓷土矿、龙窑等核心生产资料。而数量庞大的窑工阶层,则多数脱离土地,“恃瓷以生”,以自由身份受雇领取货币工资,形成了“陶氓食工,不受艺佣”的雇佣关系。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与雇佣劳动关系。

  独立匠户可向窑主租赁窑位进行生产,《陶记》中称之为“埽赁窑家,以相附合谓之公式”。这种窑主出租生产资料获利、匠户自负盈亏的模式,体现了资本(生产资料)与劳动(技术与劳力)的分离,形成了租赁关系的市场化。

  窑户根据国内外订单及市场行情灵活调整产量与器型,价格随供需波动。以阿拉伯商人为代表的海外资本甚至深入生产源头,进行“来样定制”与预付定金,体现了订单驱动型生产雏形和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营模式。

  劳动力结构转型与城镇化加速。窑业及其庞大产业链创造了海量非农就业岗位,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与社会流动。大量农业人口涌入窑业及相关行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专业工匠阶层及服务从业者群体。掌握核心技术的工匠与窑场主通过资本积累实现阶层跃升,成为地方乡绅;窑业的繁荣也让许多窑民家庭得以摆脱赤贫,并实现温饱。但普通工匠创造的剩余价值则通过地租、租金、税收(如“窑冶课钞”)等被多方分割,社会阶层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加速分化。

  城镇化进程显著。人口向窑业中心区持续集聚。龙泉县城及大窑、小梅等核心产区,发展成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工商业繁华市镇,其规模与繁荣度远超普通村落。据方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龙泉县户数达26560,人口数达126443,户均约5—6人。十万余的人口规模在当时已堪称区域性工商重镇。本土文史专家叶金军和刘勇在《古代龙泉青瓷的生产和贸易》中披露:“自13世纪至15世纪初……龙泉县以小梅、大窑为中心的这一带人口稠密,文化兴盛。已发现的古村落遗址有十多处……”

  龙泉窑通过一场由内而外的产业革命,率先在封建经济结构中开辟出一条“工商复合”的发展路径,引发了生产关系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并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城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北宋龙泉窑青釉篦划莲花折扇纹瓷碗”(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二、制度创新与财富贡献重塑全球价值链核心地位

  龙泉窑的崛起不仅是中国手工业的奇迹,更是全球化贸易的早期典范。龙泉窑的贸易收入还成为南宋至明中叶国家财政的一大支柱。其影响深度远超商品交换本身,直接催化了生产组织、财政结构乃至跨文明互动的历史性转型。

  1.市舶制度推动青瓷全球化运输

  建炎三年(1129)的《市舶条法》是南宋贸易革命的制度基石。该法首创分级税制,要求“细货十抽其一,粗货十五抽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瓷器商船离港前需经市舶司抽解(按货值十抽一),获公验后放行;返航时携回的香料等货物再被抽分,形成出口与进口双向征税链。由于龙泉青瓷出口税率高于粗货,直接刺激了外销规模扩张。宁波港因毗邻龙泉窑区,年出口量就达50多万件。温州朔门港作为龙泉青瓷的主营港口,运量更是远超宁波港。

  为保障运输效率和安全,朝廷实施“预申报制”,商船靠岸前提交货单,抽解时间由15日压缩至3日;“转运使总其纲,州郡官兼领,三班内侍专掌抽解,彼此交检以防蠹弊”(《宋史》卷186)。这种多方验货机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值瞒报与贪腐现象。这一体系的安全高效运转,使龙泉青瓷得以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

  为了将中国陶瓷特别是龙泉青瓷,更方便地销往世界各地,中外瓷器销售商人合作,建立起全球销售网络。中山大学岺丽春硕士论文《北宋南海贸易与大食蕃商》一文中就指出:从隋唐到宋元这一历史时期,以阿拉伯商人为主力,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有不同等级和分工的贸易网络。他们在中国的各瓷业生产基地都有供货代理人,同时与丝路沿线各国政府和部落酉长交好,打通销售与供应两大渠道。

  2.陶瓷贸易支撑国家财政大厦

  宋高宗赵构曾在绍兴七年对臣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以龙泉青瓷为骨干的陶瓷贸易所带来的巨额税收,成为支撑南宋至明中叶封建王朝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财源,也重塑了国家财政结构。

  绍兴十年(1140)泉州市舶司的档案揭示了一个事实:单年瓷器税入达130万贯,占该司总收入的65%(万历《泉州府志·榷税》卷12第7页)。明成化《处州府志》(第十三卷龙泉篇贡赋条目)记载:龙泉县窑冶年课钞13777锭2贯775文、铜钱137976文。龙泉一县窑冶所征收的宝钞与铜钱,竟分别占到全处州府除农业税外所有货币税总额的18.4%和40%,成为整个处州府税收的压舱石和保障。所以《宋史》也认为:“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宋史》卷186《食货志,互市舶法》)

  朝廷陶瓷贸易收入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军费开支,二是货币储备,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宝庆三年(1227)庆元府(今宁波)扩建市舶机构,从粗货税收盈余中提取30%充作经费,新建码头仓储区优先保障龙泉青瓷转运。”(《宝庆四明志》卷6)

  可以说,以陶瓷为主的市舶岁入不仅是王朝平时的一项重要收入,而且是财政危机时刻,使王朝免于财政崩溃的重要支柱。

  3.龙泉窑确立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

  宋元至明中时期,龙泉窑的生产体系展现出对全球需求进行快速响应的能力。订单驱动、分级生产、区域的分工协作等模式,是前工业时代全球生产网络高效运转的典范,比欧洲主导的近代全球分工早了数百年。

  以阿拉伯商人(大食蕃商)为核心的国际贸易集团,不仅在销售端建立网络,更深度介入生产源头。这些代理人不仅负责采购,还根据其对海外市场审美和需求的精确把握,向窑场提供器型样稿、纹饰设计图样甚至釉色要求,预付定金,签订契约,进行“来样定制”。龙泉窑实现了基于市场需求进行“定向生产”或“订单驱动”的快速响应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龙泉窑形成“核心区—次级产区—外围产区”的分工。大窑、金村等顶尖窑口专攻官用与海外高端定制瓷;安仁、安福等东区窑群则大规模烧造日用粗瓷,供应东南亚民间市场;外围窑场则填补销售空白。这种分工使龙泉窑系能同时响应全球不同层次的需求,实现产能的精准投放。

  与此同时,国外窑业在龙泉窑等中国窑业制瓷技术输出与交流中,获得突破性发展。

  牛津大学奈杰尔·武德研究员著的《十三至十五世纪伊斯兰地区对龙泉青瓷的仿制》(故宫博物院网站)一文也阐述道:“中东本土也产生了大规模的仿龙泉青瓷现象……中国龙泉青瓷在本土以外地区的仿制成为世界陶瓷史上一个重要的议题。”

  在龙泉窑对外贸易的带动下,资本流动出现早期全球化倾向。预付制与白银回流构成早期全球化金融网络的核心。以阿拉伯商人为代表的海外贸易力量所采用的预付定金商业模式,以及其后以欧洲商人为主导、通过瓷器(包括龙泉青瓷)和丝绸等商品贸易带来的巨额白银流入(尤其明代),深刻驱动了龙泉窑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促进了以白银为国际结算货币的早期金融活动的萌芽。

  三、雅俗共融与文明互鉴引发全球艺术共鸣

  从帝王书斋到百姓餐桌,从禅院佛堂到海外宫廷,青瓷以其“千峰翠色”的釉质成为贯通阶层、融合雅俗的文化媒介,推动审美话语权及文化生态的深刻演变。

  (一)精英阶层主导审美变革与文化建构

  1.宫廷美学与官用制度的权威确立

  南宋定都临安后,龙泉窑因地缘相近,延续了其供应宫廷用瓷的角色。朝廷派官员常驻龙泉监烧,形成“官督民烧”特殊模式。元代宫廷对龙泉青瓷的青睐有增无减。元代中期,龙泉窑被纳入朝廷祭祀体系,其产品成为官方礼器之一。

  明代早中期,被列入官窑的龙泉窑承造的御用瓷器品质卓绝,尤以仿古礼器著称。此类仿古礼器的烧造,超越寻常器用,旨在将青瓷纳入国家礼制语境,从而极大提升其文化价值与地位。郑和下西洋时,船队携带的大量瓷器中就有众多龙泉窑产品。(光明网《明朝御用官窑瓷片现身波斯湾!“中国瓷”印迹见证丝路文明交流互鉴》2023年10月17日)

  纵观宋元至明中叶,宫廷通过制度性采购、官窑设立、质量标准控制、外交赏赐等多重机制,完成了对龙泉青瓷的美学认证。最终,皇权审美与民间工艺的融合,使龙泉青瓷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典范,也为中国陶瓷史写下了辉煌篇章。

  2.文人精神寄托与生活艺术化实践

  龙泉青瓷之所以能超越寻常器用,升华为承载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不仅源于其釉色如玉、形制典雅的物理特质,更在于宋元明三代文人和士大夫对其持续不断的审美赋义与情感投射。他们对龙泉青瓷的审美接受,超出了单纯的器物鉴赏层面,而是通过理学思想的深刻内化,将青瓷提升为道德理念的精神载体。这一过程实现了从“物象”到“心象”的转化,使青瓷成为士人修身养性、格物穷理的物质媒介。

  龙泉青瓷的青色釉面被文人士大夫阶层赋予深厚的道德寓意。其“梅子流酸”的釉色效果,不仅是对绿意盎然的大自然生命色彩的模仿,更被解读为“天理”的视觉化呈现和体悟天地之理的绝佳媒介。

  文人和士大夫推崇的简约审美,也在龙泉青瓷的造型中找到最佳载体。与唐代陶瓷的华丽张扬不同,龙泉青瓷多以素面示人,仅凭釉色和器形变化展现美感。这种审美倾向与理学“中庸”“持敬”的理念深度契合。

  文人士大夫还通过题咏唱和强化青瓷的文化意象。元代诗人张翥获赠龙泉瓷洗后曾作诗答谢:“琢玉为质,凝冰作肤。贮墨不涸,呵气成珠。惟君子之德馨,托青瓷以自喻。”诗人借瓷砚寄托自身追求高尚品德的志向,完成从物到心、由器至道的升华。

  青瓷深入文人和士大夫生活的各个层面,参与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生活美学体系,包括日常生活中的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这不仅体现了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更反映了一种生活哲学的建构——通过日常器用的选择,表达对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求。

  龙泉青瓷成为禅宗美学的物质载体。禅宗主张“净心”观照万物,体悟本质,这种理念与青瓷的审美特质高度契合。中国美术学院陈淞贤认为:“龙泉青瓷是一门‘禅’的艺术,它的审美移情并不完全依赖于视觉,而更多的依靠心觉,甚至是听觉、触觉,它主要是通过‘心悟’进入审美境界。”(王泽玖《龙泉青瓷审美的作用因素》中文期刊网站2022年8月26日)

  文人士大夫通过将理学思想、禅宗美学、诗词歌赋和日常生活相结合,实现了对龙泉青瓷的精神内化。这一过程使青瓷从实用器皿升华为道德理念的载体,成为宋元明时代文化精神的物质象征。

  (二)民生器用推动习俗与礼仪变革

  龙泉青瓷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悄然重塑着社会的礼制规范、审美趣味和生活习俗。这场自下而上的“青瓷革命”,使源自浙南山区的莹润釉色,最终流淌为贯穿整个社会肌理的文明血脉。

  1.青瓷礼器下沉推动民间礼仪革新

  龙泉青瓷从过去的“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引发了一场深刻的“礼制变革”。在传统的礼制体系中,青铜器因其材质贵重而长期垄断宗庙祭祀与礼仪活动。然而,至宋元明时期,制作精良、意蕴高雅且成本远低于青铜器的龙泉青瓷礼器,开始大规模进入民间祭祀领域,实现了“礼不下庶人”向“礼予庶人”的实质性过渡。

  近年在江西及福建等地的民间古墓中出土了一些龙泉青瓷祭祀器,像青釉八卦纹炉等,这说明,龙泉青瓷已替代青铜器进入市民阶层的祭祀活动中,龙泉青瓷已不仅是日常用器,而是承载着民间宗庙敬天法祖的礼器。

  在佛教和道教场所,青瓷香炉、供碗也成为法事活动中的重要法器。龙泉青瓷不仅实用,更以其青翠的釉色象征着佛法的清净和道法的自然。

  由于青瓷礼器相比于青铜器,物美价廉,使得各级宗祠乃至庶民家庭得以效仿古礼,拥有了过去难以企及的礼仪陈设,极大地促进了礼制文化的下沉与普及。

  2.市井美学引领日常生活雅化

  龙泉青瓷对宋代市井生活的深刻影响,远不止于器物层面的更新换代,更引发了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市井美学革命”。

  在“食”的方面,青瓷彻底革新了人们的餐桌。从士大夫的宴饮到市民的日常三餐,青瓷餐具已成为主流。宋元时期,江南地区是流行病多发区。釉面洁净的龙泉青瓷等瓷质器皿的普及,对改善民间饮食卫生、降低消化道疾病传播风险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在“住”的方面,青瓷成为美化居室、营造生活意趣的重要元素。在“行”的方面,各种便携式的旅行青瓷餐具成为了旅行中的伴侣。

  这种审美趣味的平民化,不仅丰富了市民文化的精神内涵,更为市民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龙泉青瓷由此成为连续雅俗文化的重要媒介,在中华美学史上写下了独特而重要的一页。

  (三)跨文明审美共鸣与全球文化融合

  龙泉青瓷的全球之旅,远非简单的商品贸易,更是一场跨越文明的美学对话与价值共鸣。当其莹润的釉色映照在伊斯兰清真寺的壁龛、日本茶室的挂画、欧洲宫廷的案几之上时,它便不再是单纯的实用器或赏玩物,而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被重新诠释、赋予意义,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审美纽带与精神媒介。

  1.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审美接纳

  在伊斯兰文明区域,龙泉青瓷以其“千峰翠色”,契合了伊斯兰文明对绿色所代表的天堂、生命与和平的神圣想象,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获得了极高的宗教与文化价值。在一些文献中,阿拉伯人将龙泉青瓷誉为“海洋的眼泪”和“真主赐予的东方水晶”。

  龙泉青瓷釉面“滴水不渗”、不易污染的物理特性,与伊斯兰净礼仪式对洁具的要求高度一致。于是,龙泉青瓷的青釉净瓶(军持)、盘、碗等器形,大量出口到中东地区,被广泛用于礼拜前的净手、净足仪式,从日用器升华为圣器。

  2.东亚地区的哲学内化与禅意转化

  在东亚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龙泉青瓷的价值共鸣则呈现出浓厚的哲学与禅宗美学色彩。其釉色的“自然天成”与造型的“拙朴含蓄”,恰好与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审美理念相契合,成为体悟“道”的媒介。

  日本室町时代(公元1336年—1573年)的“东山文化”将这一共鸣推至巅峰。足利义满等权贵极力推崇龙泉青瓷,将其列为“唐物”之首。(见《艺术史·艺术观点》网站《伊势彦信收藏的中国瓷器》出川哲朗著,王怡文译, 2017年11月10日)

  现存于日本多家博物馆的“砧青瓷”,其“雨过天青”的釉色与厚釉质感,被日本茶道宗师视为美学的最高体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权力阶层文化修养与审美品位的试金石。

  在朝鲜半岛,高丽及李氏王朝不仅输入龙泉青瓷,更在其影响下发展出本土的青瓷工艺。景德镇陶瓷大学汤妮在《中国青瓷影响下的高丽青瓷》一文阐述道:“高丽青瓷……发展到晚期以后与龙泉窑更为相像,釉色近似于粉青和梅子青。”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就有记载:“古高丽器皿,色粉青与龙泉窑相类。”(均见参考网2021年7月10日)这种“相类”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基于对龙泉青瓷内在美学价值的深刻理解与尊重。

  3.欧洲社会的身份象征与艺术再造

  龙泉青瓷在欧洲的传播与接受,则经历了从神秘奇珍到身份符号的戏剧性演变。大航海时代初期,少量流入欧洲的龙泉青瓷被视为比珠宝更珍贵的“白色黄金”。其温润的釉质与神秘的东方气息,完全超越了欧洲人对陶瓷的认知。法国人将其命名为“雪拉同”。这一浪漫化的命名,体现了欧洲人通过自身文化滤镜对龙泉青瓷进行的审美重构。

  龙泉青瓷成为欧洲宫廷贵族炫耀财富与权力的重要符号。各国王室竞相收藏,并将包括龙泉青瓷在内的中国瓷器陈列于专门的“中国橱柜”中。欧洲金银匠常为珍贵的龙泉青瓷加装精雕细琢的银质或鎏金铜饰,将其改造成符合欧洲审美习惯的执壶、罐子或烛台。这种“再加工”行为,既是保护,更是一种文化嫁接,使东方器物完美融入欧洲风格的室内装饰体系,成为欧化的东方情调象征。

  南宋至明中叶,龙泉窑的繁荣绝非偶然,它是由工匠智慧、开放环境与早期全球贸易的浪潮共同促成的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已孕育出能够引发早期工业化的强大生产力,但固有的封建体制和后期政策的封闭性,最终束缚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

  虽然明中后,除景德镇御瓷受到朝廷特殊保护外,中国各地名窑在不断收束的海禁政策等因素影响下日渐式微,但包括龙泉窑在内的中国窑业历史光芒永不褪色,它证明了在龙泉青瓷身上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与中国价值,以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开放与创新的融合共振,才是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作者为新华社浙江内参原总编辑、省红十字会原副秘书长)

 

编辑 马丽飞 责编 麻凯程 审核 刘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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