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江特刊·人物｜陈式琴：鏖战抚顺侦诉日本战犯

源新闻 首席记者 陈炜芬

1944年，陈式琴在处州中学就读，亲历山河岁月；不到十年后，他已作为新中国首批检察人员，站在了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前台。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检察机关开启了对日本战犯的一场历史性侦诉。陈式琴作为首批检察人员，奔赴抚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投身于这项艰巨工作。他与战友们以铁证突破战犯心理防线，以近乎苛刻的标准整理出十万余字案卷，最终使罪行得到清算，完成了这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义之诉。

一

　　1950年11月6日，被分配到苏北人民检察署工作时，陈式琴还不知道，检察署是干什么的。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政法工作。

　　1953年冬，一项承载使命的任务派达。

　　“身体恢复得如何？组织准备派你去北京，参加侦查训练班。”办公室主任魏飞问道。

　　“没问题！”一听去北京学习，陈式琴一口答应，全然忘了自己刚出院不久。

　　准备时间只有一周。

　　出发前，他去商场买了一顶棉帽和一件售价9元的蓝色棉布大衣，“以此御寒”。寒风中，他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真武庙附近，数十排简陋的灰色平房，是此次训练的基地。从全国各地检察机关、部分公安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抽调的200多名检察员、预审员、书记员、侦查员、翻译员集合在这里，接受为期两个月的侦查工作训练。直到开始学习后，陈式琴才知道，大家将肩负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工作。

　　培训结束时，恰逢春节。陈式琴没能回家，留在北京过年。

　　春节过后，全体人员前往东北抚顺，组成“侦查处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东北工作团”，简称为“东北工作团”。

　　那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

　　大家分散借住在抚顺监狱宿舍、抚顺养老院等四五个地方。住处很拥挤，八个人睡一个大通铺。因为掌握不好烧火炕的技术，开始时火太旺，人躺下像“烙饼”；半夜火熄了，又冻得直哆嗦。抚顺的室外最低温度，常常达到零下28℃，“室内的茶杯、盆里的水，都结了薄冰”。日常主食以高粱米和极少的米面为主，难以下咽，后来为了节约粮食，饭前要先吃一个大土豆，“吃到胃病复发，每天痛，每天吃药。”陈式琴回忆道，花了近半年才适应了饮食。

　　针对战犯管理所的实际情况，东北工作团设立三个侦讯室。陈式琴分在第二侦讯室第二中组，主要任务是侦讯日本战犯（警察和特务）。“我们组的任务较重，负责侦讯日本驻伪满洲国（东北三省）最高头目武部六藏、荒川秀次、铃木介寿、田井久二郎、富田开助、上田敬夫、小林喜一7名战犯。”这些名字，被当时身为书记官兼中组秘书的陈式琴，深深烙在脑海里。

1956年6月，陈式琴（后排右3）在东北工作团合影。

二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座机制瓦厂里，日本战犯席地而坐。

　　他们听着每一句译文，表情各不相同：有的抵触，有的轻蔑，有的干脆闭上眼睛，“视而不见”。

　　审讯工作一开始就呈现“攻坚”状态。日本战犯一度反抗审讯，试图掩盖罪行。

　　侦讯需要“对症下药”。陈式琴一边前往档案室，搜集武部六藏实施“三光”政策的罪行证据，一边鼓励上田敬夫、小林喜一坦白交代，写下书面材料。那段日子，他白天记录，晚上整理，次日再让罪犯签字，“白加黑，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与此同时，东北工作团还创造性地发动了一场认罪检举风暴——采取了小、中、大会相结合，背靠背和面对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过组织动员，一场声势浩大的自己交代罪行、检举揭发上级罪行的活动迅速展开。当下级军官、士兵，以铁证直指昔日长官，戳穿其屠杀、掠夺等罪行时，被揭发者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

　　“攻坚”成效显著。战犯共交代、揭发罪行材料1.4万余件。为此，调查组分赴12个省、市，收集各种关键证据材料2.8万余件。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日本战犯不得不认罪签字。

　　1955年下半年，侦查工作告一段落。“要符合国际标准，要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定案工作提上日程。

　　东北工作团团委提出了“五项必须”的定案标准：每项罪的犯罪事实必须清楚；证据必须充分和确凿，并具有两个以上的证据；证据之间必须一致；犯罪的因果关系必须清楚，罪责必须分明；有关侦查的一切法律文书和法律手续必须齐全，具有法律效力。

　　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认为所办案件符合上述标准的，着手制作《侦查终结意见书》，经逐级复核，凡不符合定案标准要求的，一律退回承办人补充侦查。对照标准，陈式琴所在的小组逐条核对、引证7名战犯的罪行。最终，7名战犯对认定的罪行无一异议。

　　以国际标准为尺度，东北工作团团委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案卷及所有卷内材料，一律用八开大的纸张，书写一律用毛笔或钢笔蘸黑墨水，每个字都要求工整、清楚。凡其中一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重新誊清。

　　经过十多个日夜的鏖战，十几万字的审讯笔录誊写完成。陈式琴完成的田井久二郎、上田敬夫两名战犯案卷的“标准卷”，被作为定案归档卷的样板。

1956年6月，参加处理日本战犯部分工作人员在抚顺合影。

三

　　让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签字认罪、出庭做证，也是陈式琴的重点任务之一。他先到战犯管理所找所长、管教干部了解情况，得知溥仪情绪不好，原因是妻子要与他离婚。“与他见面第一天，我说明来意，之后进行了耐心的交谈。”陈式琴说，谈话中，溥仪主动承认自己有罪，“要向中国人民谢罪”。原本计划3周看完的案卷，溥仪只用了半个月，承认“完全属实”，并在每页材料上签上名字。

　　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溥仪作为关键证人出庭做证，用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

　　进入复核定案阶段后，为补充证据，陈式琴前往哈尔滨巴彦县调查取证。“当时遇上东北少有的严冬，气温达到零下38℃。”他清楚记得，当时搭乘没有篷布的卡车，眉毛上结了冰霜，口罩也被冻得硬邦邦。大家冻得不行，只好下车跟着汽车慢跑，跑一段路再坐一段汽车，艰难前行了60多公里才到达巴彦。

　　返回抚顺一周后，陈式琴又前往尚志县，调查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将军被杀害的证据。“从当地群众中证实，补充取证，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他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

　　复核工作结束后，侦查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向被告人宣布侦查终结。陈式琴对每个战犯的罪行逐条认定，引用证据，撰写《侦查终结意见书》。小组负责审讯的7名战犯，用了10天时间看完所有案卷，对罪行和证据均无异议。

　　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45名战犯提起公诉，其余1017名战犯被免予起诉，并立即予以释放。

1956年6月，第一批释放的日本战犯在《免予起诉决定书》上签字。

　　195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第一批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名单。那天，陈式琴身着新制服，左胸佩戴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字样的胸章，英气十足。

　　在东北的三年时光，是陈式琴一生无法忘却的记忆。

　　严寒的天气，艰苦的生活，光荣的历史使命——为了一场正义之诉，也为了每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标准卷”。

　　历史，永不忘却；荣光，永不褪色。

编辑 徐刘杰 责编 钟秋芬 审核 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