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共生，千年韶华里的“曲水流觞”

 

　　淌过2500余年的漫长时光，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前，在烟波浩渺的1797公里水路中，串联起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与气势磅礴的长城一道，在广袤的中国地理版图上，书写出一个大大的“人”字。

 

　　水流汤汤，通南北，连古今，向未来，奔涌不息。

 

　　“运”“河”共生，一眼千年，它是唐诗宋词的黄金水道，也是文人墨客的曲水流觞。从唐诗、宋词，到元曲、明清小说，从李白、苏轼，到马致远、曹雪芹，可谓是“水流之处，文道兴起”。

 

　　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那大运河就是脊梁下流动的文脉。

 

　　今年4月，我们参加了“行走大江大河 抒写水韵书香”采访活动，从南京出发，沿着古运河一路向北，看运河串起的天下粮仓，游运河孕育的锦绣河山，“且听且吟且凝望”。

 

　　西津渡，“流动的遗产”唤醒沉睡文化
 

　　怎样的夜可称为良宵？

 

　　我在唐代张祜的七言绝句《题金陵渡》中找到了答案：

 

　　金陵津渡小山楼，

 

　　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

 

　　两三星火是瓜洲。

 

　　一千多年前，张祜漫游江南，在金陵渡口的小山楼上临江远眺，以诗描绘出一幅斜月高天、星火闪烁的夜景图。

 

　　诗中的“金陵渡”，便是镇江的西津渡。

 

　　西津渡古街，始建于六朝时期。三国时，西津渡叫“蒜山渡”，“是兵家必争之地”。唐代曾名“金陵渡”，宋代以后才称为“西津渡”。在古代，这里是连接南北陆路交通的重要渡口，与扬州的瓜洲隔江相对，是北方人南下渡江第一站，也是张祜踏上润州（今镇江）的第一处所，还是马可·波罗从扬州到镇江的登岸地。

 

　　而我与西津渡的相遇，也是在如诗中所描绘的这样一个夜。

 

　　夜访西津渡，以长约千米的古街为轴线，纵穿东西，蜿蜒横亘，串联起六朝至清代的历史遗迹。

 

　　漫步在古街深巷，宛若步入一幅古朴素雅的水墨画。脚下铺设着绵延千年的青石板路，其上嵌着模糊不清的独轮车辙印，诉说着前朝旅人的忙碌，昔日交易的繁华。此时，一番景象在脑海中浮现而出：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西津渡，这个商旅云集的渡口，有夕阳下袅袅升起的炊烟，有熟识与陌生的火热谈笑，有他乡与故乡交织的悠悠乡韵……“粮艘次第出西津，一片旗帆照水滨。稳渡中流入瓜口，飞章驰驿奏枫宸。”清代诗人于树滋所写的诗，道出了此地人来舟往的盛景。

 

　　南来北往，东西荟萃，日夜奔流不息的大运河，将四方乡音、万家乡愁集结在渡口，沉淀在静静发酵的光阴里。

 

　　古街两旁，青砖黛瓦、翘角飞檐，每一处，都是镇江历史的“文脉”所在。

 

　　津渡文化、租界文化……当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扑面而来，历史的厚重便被一次次掀开：“英国领事馆”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租界西洋建筑群之一，“昭关石塔”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元代过街石塔，“救生会”是世界第一个水上救生组织展馆，“小码头街历史风貌建筑组群”是全国文保单位……“处处是文化，满眼皆历史”，许多古建筑样本在江苏乃至在全国都堪称“孤本”。

 

　　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这样评价西津渡：“是绝无仅有的古渡遗存”“它留下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是不可代替的”。

 

　　沿着古街一路往西，一座建于清朝的待渡亭便出现在眼前。

 

　　待渡亭，顾名思义就是古人迎来送往或者小憩避雨时等待摆渡的场所。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也曾经在此停留并垂钓。在待渡亭对面，屹立着唐代诗人张祜的雕像：清癯瘦削、右臂微抬、满目迷蒙，“似与渡口对望”。

 

　　在东侧券门“飞阁流丹”，至西侧券门“同登觉路”之间的这段路，聚集了唐宋元明清的建筑，当地人称这段路为“时光隧道”，也就是景点“一眼看千年”。它展现着千年来各个重要朝代的路基断面，而历史的堆积层，已被玻璃罩精心保护起来。站在此处，我们欣赏“千年古渡，千年老街”的古老遗迹，领略穿越千年、如活化石般的文脉传承风貌。

 

　　如今的西津渡，不再有渡。

 

　　白天看一眼千年的历史街景，夜晚游人来人往的西津大市——这正是古街古渡里，朴实的“人间烟火”。

 

　　此时，屋檐上挂着的灯笼，闪烁点点红光，古街变得朦胧而神秘。而我，仿佛回到了舟楫交织、人声鼎沸的古代。
 

　　扬州三湾，以有形的物质空间承载运河文化IP
 

　　漫步扬州三湾，微风徐来，水波不兴，一部煌煌运河史由此开篇。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以水路沟通江淮，在此挖下修凿邗沟的第一锹土，大运河便有了起始河段。扬州，也因此成为中国大运河的“生长原点”。

 

　　环顾四周，开阔的河面，蜿蜒的河道，丰富了我对运河的想象。

 

　　运河三湾，亦是如此。

 

　　在中国古文里，“三”通常不是确指三个，而是一个虚数，泛指数量多。作为水工文化的历史遗存，运河三湾之“三”，则是个确数，是真正的三道湾，即宝塔湾、新河湾、三湾子。

 

　　三湾的产生，离不开明代扬州知府郭光复。

 

　　扬州城自古北高南低，上游的淮河水，泱泱而来。途经扬州城南二里河一带时，迅疾而汹涌，来往船只被冲撞得晕头转向，不是阻滞就是搁浅。大禹治水之后，降低流速的理性做法通常是疏导，裁弯取直便是惯常手法，只不过，智慧的扬州人反其道而行之。

 

　　明万历二十五年，知府郭光复舍直改弯，增加河道长度和曲折度，以抬高水位，减缓水流速度，从200米直道变成1800米的河湾。从此，这里静水流深，通航顺畅，留下了“三湾抵一坝”的佳话。

 

　　都说运河“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唯独在扬州，曲折迂回，盘桓逗留。

 

　　三湾水流舒缓了，文人墨客、富商高僧便乐在此处舍舟登岸。于是，扬州开始频繁占据诗词中诸如“烟花三月”“春风十里”“二分明月”等美好字眼。

 

　　有水便有桥，三湾的桥颇有特色。

 

　　临水栈桥曲折绵延，华灯初上时，意境悠长。立在天然湿地风光之中的琴瑟桥和几乎与运河同龄的锦瑟桥遥相呼应。小河道里，一南一北的两座标志性桥梁就更值得玩味了：

 

　　北端的剪影桥，远看就像一幅剪纸，以现代工艺展现了扬州非遗剪纸中拉花以透空的艺术，红艳而柔和，真切而形象；

 

　　南部的凌波桥，设计灵感来自扬州的水。桥体雪白，弧线优美，犹如长虹卧波。极喜欢凌波这两个字，行云流水间有各种各样的联想，契合扬州“水域共生”的深厚文化底蕴。

 

　　“北有瘦西湖，南有古三湾”，“运河长子”扬州，因水而兴、缘水而行。

 

　　如今的运河三湾风景区，保存着7只铁镬，形状似大铁锅。1400多年前，当地使用每只重达数千斤的铁镬倒扣堤岸镇水。整个扬州现存9只，其中7只存放在这里。7只古老沧桑的铁镬，3艘意气风发的帆船，重现了铁镬镇水和运河帆影的动人景观。

 

　　几百年来，三湾的变化就如同它的形态一样，迂回曲折、峰回路转。

 

　　2014年之前，三湾一带杂草丛生、厂房林立、环境杂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2014年，扬州市启动三湾地区综合整治工程。

 

　　眼下的三湾，是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湿地王国，是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公园，更是文化传承的集中展现。

 

　　不远处，大运河博物馆“语笑嫣然”，如同一艘巨轮，“驻扎”在三湾古运河畔。

 

　　2021年6月16日，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开放。这是国内首个全流域、全时段、全方位展现中国大运河历史、文化、生态以及科技面貌的“百科全书”式建筑。

 

　　颇为巧合的是，从博物馆打地桩的第一天，到开馆的6月16日，刚好616天。

 

　　古运河三湾上游1.2公里处，是文峰寺庙的文峰塔，下游4公里处，是高旻寺的天中塔，加上博物馆的大运塔，便是“三塔鼎立”。从高空俯瞰三湾，“三塔映三湾”的文化景观，也深深打动了当初为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选址的每个人。

 

　　运河千年，船正帆张。

 

　　往后，三湾已无须遥想，脚一抬，便可抵达。
 

　　洪泽湖大堤，穿过浩渺烟波回首历史的“铁证如山”
 

　　当夕阳西下时，我和洪泽湖大堤，“边走边聊”。

 

　　余霞照射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洒下万点碎金。此刻，水天相接，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水。

 

　　初到洪泽湖，站在堤坝上的我有些恍惚，误以为历经千年的洪泽湖始终如一。其实并非如此。

 

　　在隋朝时，洪泽湖叫破釜涧。隋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杨广从洛阳乘龙舟游幸江都，一路干旱，经过破釜涧时，喜逢大雨，他一时兴起，将破釜涧改为洪泽浦。到了唐朝，才改称洪泽湖。

 

　　作为一座不折不扣的“地上悬湖”，洪泽湖的存在，完全依赖于湖东侧的洪泽湖大堤。

 

　　据史料记载，洪泽湖大堤最早修筑于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为广陵太守陈登所建，长约30里，当时名叫“捍淮堰”。明朝永乐13年，陈瑄“增之以固淮”，此后，有人称它为“高家长堤”。明朝隆庆6年，官员陈文烛、王宗沐不忍百姓水灾之苦，克服重重困难，召集民众，将已坍塌的古堰增高、加厚、加长。“堤面广五丈，底广三丈，高丈许”“北自武家墩起，南至石家庄止，计三十里而遥，为丈五千四百”……这些记载说明，修筑这条长堤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阻拦淮河水，使它不能四处泛滥。

 

　　在大堤修筑的同时，洪泽湖水位不断上涨，湖床高于两岸平地，已成“悬湖”。只有不断筑高大堤，才能防止东岸一泻千里。如此反复，最终形成现在的洪泽湖。也就是说，洪泽湖本质上是人工与自然互动的结果。

 

　　由此可见，洪泽湖，其实是一部流淌的水利史。

 

　　洪泽湖大堤，全长70.4公里，用石料人工砌成，是中国古代重大的水利工程之一，与四川都江堰并称“堰中双雄”。

 

　　洪泽湖大堤的修建及维护，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备受重视，在乾隆时期尤甚。乾隆六下江南，有三次就在此处的石碑题字，第一次是乾隆十六年，乾隆第一次南巡，41岁；第二次是乾隆第四次南巡；第三次是乾隆第六次南巡。在第六次南巡时，洪泽湖石工堤建成。在《南巡盛典》中可清楚看到，一代帝王六次南巡，六次抵达洪泽湖，且时隔33年在同一块碑上分三次题字，可见洪泽湖大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要说意外收获，便是在美不胜收的洪泽湖边，带回了一个“铁证如山”的历史故事。

 

　　在虎门销烟之前，林则徐曾经任江苏布政使，上任第二年母亲病逝，他回家守孝。就在这一年，洪泽湖发大水，高家堰周桥决堤，道光皇帝命他戴孝赶赴现场，督修堤工。为保证工程质量，林则徐在使用的每一块条石上凿出一个齿槽，用生铁铸成两头大、中间小的铁锔。铁锔与齿槽一般大小，把铁锔放在齿槽之间，再浇上由糯米汁与石灰搅拌而成的砂浆，使得条石之间牢牢黏合，做到“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同时，他在每一块铁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林工”——若发生质量问题，便可作为证据，承担责任，故谓“铁证如山”。

 

　　如今，这段尚存的730米长的石工墙依然巍然矗立，石工墙内还有“林工”铭文的铁锔。

 

　　2009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引用著名水利史专家张卫东的话，称赞洪泽湖大堤是“400年前的三峡工程”。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

 

　　这是作家徐则臣在文学作品《北上》中的一段话，也是我在此时此刻的心声与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