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遗址：从沉睡到新生

 

　　然而，这座小村庄并不寻常。

 

　　山谷草木深处，村民自明朝以来便开始烧制青瓷。作为龙泉青瓷的起源地和中心产区，村里至今仍随处可见堆积如山的瓷片、千姿百态的窑具，以及遍布各处的窑场、窑址，很容易让人想象出，千百年前千峰翠色间，窑火升起、窑烟袅袅，开片声如磬的盛景。

 

　　与此盛景遥相呼应的，是如今来这里研学、游览、参观的如织人流。2017年晋级为“国字号”考古遗址公园的大窑龙泉窑，考古发掘的遗址有65处位于大窑村。

 

　　历史记忆、人文空间、艺术磁场与多元产业在此重组裂变，实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以明确的公共空间连接历史与未来，展示文化遗产持续“生长”和不断转化价值的无限生命力。

 

 

　　“这就是枫洞岩遗址，一座始建于明初的官窑，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漫步在遗址游步道上，大窑村党总支书记王仲长向记者介绍着每一处历史遗迹，“遗址内，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座长29.6米的龙窑。虽然拱顶已经坍塌，但窑头的火塘和通风口保存相对完好，窑尾部分还存有不少大型匣钵。现在只能看到3-5次的窑场叠加，但在考古发掘的时候，能看到多达7次的窑场叠加。”

 

　　已发掘1600平方米的枫洞岩遗址，是目前经过考古发掘所体现出的最大一个（古窑场）遗址，集采矿区、粉碎区、淘洗、沉淀、制作、烧制为一体。

 

　　“枫洞岩遗址考古地层以明初为主，未挖掘遗址或可追溯到五代十国之前，明永乐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所带的龙泉青瓷，便出自这座窑场。”王仲长指着遗址沿溪一侧的青瓷古道告诉记者，在古代，这里生产的瓷器靠肩挑和骡马驮至码头，然后用木船运到外海，再走向世界。

 

　　“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中运瓷船只往来如织”——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沿续历史最长、窑场最多、分布最广、产量最大、最具代表性的青瓷窑体系，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的重要遗产点之一。小梅镇是龙泉青瓷发祥地，大窑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所在地，而大窑村则是大窑龙泉窑遗址的核心区块。

 

　　大窑村之所以能在新时代“因瓷再兴”，源于近年来龙泉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鲜明理念、顶层设计和政策导向——重拾青瓷文化魂魄，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延续龙泉青瓷“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文脉。

 

　　厚植青瓷文化底蕴，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针对龙泉窑遗址的持续性、技术性保护开发。去年底，位于大窑村的亭后窑址入围2022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的考古发掘项目。

 

　　站在大窑村亭后山东坡，沿着南北向的溪流和古道远远望去，一片2250平方米的宽阔区域映入眼底，这里就是跨越千年历史尘寰而来的古窑址。

 

　　去年5月，这座年代跨宋元明时期的大窑亭后窑址迎来了一批考古界的访客——一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龙泉市文物保护中心组建的专业考古队，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尽力填补宋元明时期的青瓷发展脉络和技术传承空白。

 

　　截至目前，考古队通过发掘烧成区和残品堆积区，已发现一条龙窑窑炉，一条石铺道路以及数十吨宋元瓷片、窑具堆积等。

 

　　“此前考古挖掘的窑址主体都属于明代，这次考古工作把历史脉络往前推了一大步，有助于我们初步厘清青瓷发展史。”领衔此次考古项目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唐宋元考古室主任刘建安如是说。

 

 

　　大窑村到处是窑场，满山遍地是瓷片，对于大窑村的村民来说，几乎家家户户世代都和青瓷制造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方圆十里，窑场林立，下雨也不用撑伞，这是从我们父辈就流传下来的说法。”大窑村村民罗诗彬从小在古瓷区里长大，对历代龙泉窑青瓷如数家珍，并多次参加龙泉窑的考古发掘工作，他告诉记者，“我的作品多以龙泉窑历代精品为原型，使用大窑地区的材料，通过当代青瓷烧制技艺进行新的诠释。”

 

　　在罗诗彬工作室里，就以遗址公园的龙窑为原型建造了一座10米长7间龙窑。今年农历正月十五这天，作为展现龙泉青瓷魅力和活力的代表文化符号——“不灭窑火”龙窑烧制活动的2023年首场开窑，就在此举行。

 

　　“开窑咯！”一声悠长呐喊拉开了开窑仪式序幕。当传统古法礼成之后，窑门开启，罗诗彬将一个个匣钵小心翼翼捧出，从中取出一件件造型精致、釉色精美的龙泉青瓷，引来在场宾客的声声赞叹。

 

　　“龙窑中，松柏木20多小时燃烧不息，火焰能达到1300℃的高温，淬炼出一室青翠。柴烧之美，呈形于人，是火焰与泥土的对话，更是烧窑人思想的结晶。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描写的就是柴窑的独一无二，也正因如此，开匣钵这个环节让人充满了期待。”回忆开窑时的情景，罗诗彬的眼中闪着兴奋的光。

 

　　大窑村及周边区域都是龙泉窑聚集地，对于生活在这里的村民、青瓷艺人来说，这里不仅是考古遗址公园，更是龙泉青瓷的工作室、展示厅，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所在地。如何将传统青瓷文化巧妙融入现代生活，催生更丰富的青瓷文化场景，辐射带动各个层面的文化创新者、青瓷艺术家？

 

　　在毗邻大窑村的大梅村里，云龙哥窑研究所负责人王运龙多年来一直在挖掘和恢复哥窑烧制的古法技艺，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当代的科技条件对哥窑创作进行工艺创新。“去年以来，我在此前哥窑月白釉、米黄釉调配成功的基础上，又创新调配了青色和梨色，近期正在调配研发羊脂玉色，力争把釉色做得更加透亮。”王运龙告诉记者，弟窑也在尝试落灰柴烧，器型以盖碗、壶等茶道器为主，“我们正在研发新器型，与当代审美潮流相融合。”

 

　　除了在青瓷烧制技艺上不断创新，罗诗彬、王运龙等青瓷手艺人都开始尝试用短视频、直播等线上传播媒介，让更多人感受龙泉青瓷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之力直抵人心，尤其在龙泉窑遗址这片深埋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尤能激起创新创造力。在记者采访期间，遇到了一位来自广东东莞的90后青瓷爱好者，他是专程来大窑学习制瓷技艺的。而在王运龙的徒弟中，最年轻的是一名“10后”青瓷专业毕业生。近年来，年轻的青瓷爱好者、收藏群体越来越多地汇聚到大窑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周边区块。“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通过我们烧制的新瓷器，了解黑胎青瓷、开片纹等哥窑文化，引发价值共鸣和审美共鸣，把千年青瓷这一瑰宝传承下去。”王运龙说。

 

　　随着历史文化保护、展示和多元业态不断融合探索，青瓷制作技艺和文化脉络得以拨开历史烟云，如今的大窑村，犹如一个青瓷艺术文化密度极高的活态村落，让国内外陶瓷爱好者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国瓷文化的无穷魅力。

 

 

　　在文旅的观察视野下，大窑村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从考古遗址及瓷片瓷器的沉浸式体验到传统陶艺烧制技艺传承，从青瓷现代文创设计到融合科研、游览、休闲等文旅探索……依托千年遗址自成景区，依托“国字号”考古遗址公园自成旅游生态。

 

　　如今的大窑村，其实是一个多相交融的产物。这里不仅有着千年遗址的先天资源，承载着居住、产业、商业、文化、旅游等诸多功能的集合，同时还有着大窑人的理想主义画卷。

 

　　“大窑村的先天条件、文化基因是不可复制的。整个村庄和‘国字号’遗址公园相融共生，对于大窑来说，因为不可复制而显得尤为珍贵。但在乡村产业发展、项目落实推进等诸多方面，这样的不可复制也会衍生更严格的要求和更多的制约。”王仲长坦言，得益于文化的“不可复制”，青瓷维持了千年兴盛。但切换到另一个视角，这种“不可复制”也容易令人泥古，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发展的束缚。

 

　　一种典型的冲突是，现在全村人都盼着遗址公园配套设施加快完善，能有更多新产业、新业态落地，形成良性的价值循环，但推进速度总是难以如村民所愿，因为“新建项目必须格外谨慎”。

 

　　不久前，作为完善大窑龙泉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基本配套的核心节点——遗址博物馆建设完成地探，这让大窑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博物馆建设终于上了轨道。

 

　　“按照规划设计，博物馆将通过设置遗址展厅、文物修复、考古工作站等功能空间，进一步提升遗址公园服务能力、遗址价值阐释水平、游客参观游览的体验感受。”王仲长告诉记者，目前大窑村还在谋划建设遗址修复研究区块相关事宜，但由于遗址公园的红、黄、绿线区块限制，现在村里能够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经过摸底，只有位于‘碗场’对面的10多亩地能通过土地置换、流转等方式形成连片用地，所以我们也正在积极对接，谋划在这里建造一个遗址修复研究中心，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提供对应的功能空间。”

 

　　龙泉的瓷文化有多“硬核”？皇家御用瓷器有多精美？龙窑瓷器是如何制作、烧制的？神秘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不久的将来，游客都可以在这座遗址公园里找到更具象生动的答案——人们不仅可以零距离参观遗址，还可以到遗址博物馆、遗址修复研究中心等区块了解考古修复等工作及其成果，亲身感受历史文化魅力。

 

　　对于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村庄而言，大窑提供了一种文旅发展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