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中共中央的新政策

　　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任务。

　　1934年中共五中全会更有进一步的重要指示：“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与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给了我们以良好的机会，去加强和扩大群众的反帝斗争，党必须坚决的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个统一战线必须依据在明了通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纲领之上，而且在一切反帝斗争的形势中实现起来，并在这统一战线之中，加强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

　　1934年4月，中共中央给各省与市委一封信中，同样的这样正确指出：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华北的急进，美帝国主义对于川、康、新疆、班洪的侵略，以及其它帝国义积极的活动与国民党法西斯蒂最露骨的投降和出卖，表明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新的严重的关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以哀的美敦书的方式提出占领华北统治中国的条件，与卖国贼黄郛、汪精卫、蒋介石等谈判。这一谈判在南昌会议以后已经具体化，有吉在上海与黄郛的会面及其进京的任务，就是最后确定这谈判的内容。与这一谈判同时进行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疯狂的军事行动。现在华北已经充满了日本与满洲国的军队，及其他各种各色的武装力量，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示威，计划布置，正表明整个华北与全中国的劳苦群众都直接处在帝国主义炮弹刺刀威胁之下。最无耻的蒋介石，已经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要求，目前正以种种武断宣传来掩饰这一露骨的大出卖，一面否认华北形势的严重，要全国民众不要“大惊小怪”，同时拼命宣传中国无力抵抗帝国主义，来证明他出卖中国签订卖国条约是“合理”的。他以“复兴民族”的口号来麻醉群众，进行所谓“生产建设”文化统治“新生活运动”等等转移广大民众对于他卖国投降的愤怒，并以此为围剿苏区压榨工农劳苦群众的旗帜。不仅如此，他现在公开的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雄飞东西”的威风，积极实行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所订立的反苏的军事同盟的密约，恭请溥仪入关，将黄河以北地区作为朝见的观礼。在允许自治的名义下，把内蒙古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开发西北”“整理边疆”，派遣大批爪牙和武装深入陕、甘、新疆，镇压弱小民族，以执行日本军阀荒木的西进政策与英帝国主义反苏的阴谋，企图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干涉外蒙共和国，从那里侵入苏联的领土。另方面，在“复兴民族”的口号之下，拼命的进行法西斯蒂化与白色恐怖，企图造成民众对国民党新的幻想，并将广大劳苦群众反帝反蒋介石的斗争沉没到血海中去。

　　中共中央鉴于当时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亡国灭种的条约接踵而来，它不仅及时的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战胜日寇，不驱逐日寇出中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极端困难与残酷的五次围剿中，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实行对日直接作战。故虽处在极端严重的情势中，特别是残酷的五次围剿中，本着为国忠诚、忍痛牺牲的精神，从前线主力红军中抽调红七军团为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实行它北上抗日的任务。另方面，通电号召国内外男女同胞、各党派、各阶层、各友军、各地各级党政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和争取主权领土的完整。

　　高举鲜红旗帜而行动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全体将士，本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与党的事业，抱着英勇而又顽强的斗争精神，遂于1934年7月7日[由]红色首都瑞金出发，实行它郑重而又光荣的北上抗日任务。正因为红七军团在行动上、政治上表明了自己的先进与抗日先锋模范作用，它不仅冲破了南京政府首席顾问赛克特的堡垒政策，而且给了尾追与拦阻北上抗日先遣队去路的军队以严厉的打击，它得到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军队及各阶层的先进人士热烈的同情与拥护，同样的它得到世界先进人士的同情和赞许。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它是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模范战士与对日作战直接的先锋队，它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业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与永垂不朽的声誉。

　　这正如洛甫同志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论文中所指出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自它产生之日起，直到今天，始终为了民族的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的奋斗着，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动，以及它处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然而它总是向着这个总的目标前仆后继的进行与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