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从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从客观上说，“中央军”调走了，敌情逐渐缓和，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依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发挥了政策的威力。

　　我们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前一阶段，我和刘英同志就常分开活动，我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他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双方紧密配合，工作比较顺当。逐步地我们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我们分别组成了“突击队”与“牵制队”。所谓“突击队”，也就是武装工作队。它的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所谓“牵制队”，就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刘英同志带“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我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我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我们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突击队”的工作主要在中心区，我便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我们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始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始还是临时性的，要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游击区内，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我们吸取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我们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比方说，到一个地主家里，如果他家里的人跑了，我们就根据部队的需要和他家负担能力的大小，给他写个条子，说明我们北上抗日，有了困难，需要他捐助多少担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钱。假定我们希望他捐助两百元，便说明这次住在他的家里，吃了几担米，杀了几条猪，合计该扣除50元钱，便要他再送150元钱到什么地方去。地主回来，看到红军没有乱搞他的家产，是讲道理的，全家商量商量，设法把那150元钱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矛盾不激化。但也有的不送，我们就写信警告他，规定在某天某时把钱送来，并且规定了接头的办法。如再不送，不仅罚款，后果由他负责。当然也有顽固的，以为我们奈何他不得，就是不肯送来，那我们就需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对待。

　　如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我们通知他要送500元抗日捐来。根据调查，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他不干。我们就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要另罚500元，合计1000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他听了笑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样本事！”其实我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的行踪，我们了如指掌。这一天，他出了门，我们的侦察员马上在半路上把他抓来了。他吓得要死。我们还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交款。这一下见效了，他一回去，很快便把捐款和罚款共1000元全数送来了。以后他还到处宣传：“红军真厉害呀！……”这样，周围的一些地主在收到我们的条子后，大都及时认捐交款，不必动武。这就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开支。

　　我们很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注意发展山区经济。部队活动的地区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我们的政策是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这样做虽然还不能满足基本群众的长远利益，但对他们近期生活的改善是有利的，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自觉帮助我们防奸防特，通风报信。这样做，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我们的一部分军需用品，就是由他们供应的。

　　我们还很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通过他们收集一些报纸和进步书刊。这些书报，是我们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这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里，政权是我们掌握的，但形式是秘密的。当然时间长了，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我们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这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当保、甲长。国民党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情况，“白皮红心”可以存在得住。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谁个好，谁个坏，我们是有数的。对那些经常作恶的保、甲长，我们就给以惩办，惩办了几个，大批保、甲长就保持中立，真正坏的就孤立起来了。

　　我们所建立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可以举宣（平）遂（昌）汤（溪）边区为例子。

　　早在1935年5月至9月，当我们游击于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的时候，便已进入宣遂汤地区，并在门阵、银坑一带回旋。这一带地形甚好，以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位置重要。它不仅处于三县交界处，而且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其东有宣平至金华的公路，其西有丽水经遂昌至龙游的公路，北面有金华至衢州的铁路和公路，且有小溪由南向北通向金华，是竹木放筏必经之道。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在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十多个村庄，发展党员20余人，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遂汤区委。罗卓英“围剿”时，我军主力向浙南转移了，由于该地区处在敌人包围圈外，工作又隐蔽，未受到严重摧残，门阵的群众，还掩护了我们一个伤员养伤达数月之久。1936年秋冬，我们已经有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想法，就派人按新的精神去恢复工作。1936年底和1937年初，先后有两支部队进入该地区。春节前后，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如被群众称为“小上海”的中心点门阵，商业繁荣，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医药等货物，用来交换山区的特产，使金华也在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军需补给基地”。那一带不少保、甲长是替我们办事的，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他们明明也知道我们一些情况，但他们权衡利弊，不向国民党当局报案，因为报了案，反而会受到其上司的责难和“进剿”军队的敲诈勒索，而且要受到我们的惩处，两头不讨好。从敌人方面来说，由于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遭到我们几次打击以后，也学“乖”了，小股的不敢再来，怕被我们消灭；大股的又上不来，因为道路艰险，给养困难，施展不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量，成为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