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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听读《学习读本》 领悟浙西南革命精神(十三)

丽水网 - 来源: 莲都宣传  2019-03-18 09:24
编辑:莫晓鸿 | 责任编辑:胡蕴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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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我浙西南广大革命群众和挺进师第二、第五纵队,在黄富武同志为首的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在敌我对比众寡悬殊的极端残酷的形势下,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誓死保卫红色游击根据地,写下了悲壮的篇章。他们在扼守玉岩、住溪、王村口等地的时候,日夜同敌军以营为单位编成的“搜剿队”作战,英勇机智,往往使敌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苏维埃政府干部为了争取时间安置伤员,发动群众砍倒树木,横断交通,并在山崖上造石楼(即滚木檑石)、扎口子,凭险打击敌人。他们在王村口的馒头岭就是这样阻击敌人达三昼夜之久,打得敌人无计可施,后来不得不绕到石练方向,爬上大乌尖从侧翼进攻,我军才放弃馒头岭,转移到第二个隘口御敌。敌人羞怒已极,焚烧了大小山路两旁的林木,漫天浓烟烈火,日夜不灭,并严密封锁,调整部署,紧缩包围圈。在反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以梳篦方式漫山遍野来回“清剿”。10月30日,黄富武等同志被捕后,形势更为严重。但同志们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包扎好自身的伤口,整理好战斗的组织,继续战斗。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缩编为小队,主要领导干部伤亡了,基层干部接替指挥。最后剩下几个人,他们自动集合起来,选出指挥员,重新与敌人周旋。秋去冬来,天寒地冻,他们穴居饮雪,挖田鼠窝找粮食充饥,夜以继日、出生入死地坚持,与前来搜捕的敌人战斗。其中如张麒麟、余龙贵、宣恩金、曾友昔、曹景垣、杨干凡、刘亨云等同志,克服了千难万险,直到几个月后,才同我们由浙南出击的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坚持根据地斗争的第五纵队,是以浙西南根据地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为主体的第一支浙西南人民子弟兵。尽管这支部队组建得晚,训练较少,但指战员们的觉悟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而英勇献身。他们人熟地熟,给予敌人的打击分外沉重;可是也由于他们是本地人,社会关系多,面目公开,易于暴露,牺牲很大。他们不愧是浙西南革命史上光荣的代表。

  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如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化名张云龙),战斗到剩他一个人时,不幸左手负伤,他就凭着右手,轮换使用两支枪向敌人射击,最后在龙泉茶园坑壮烈牺牲。又如安岱后的陈凤生同志不幸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龙泉,软硬兼施,要他招供,他坚不吐实,敌人又残酷地把他钉在墙上,他还是不屈服。末了,敌人绝望地把他枪杀“示众”。其他如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击和砍头,甚至把烈士遗体当众“开膛”,割下心肝去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群众不计其数。但是,敌人越残暴,革命军民的反抗越坚决。我浙西南革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壮丽篇章,将永留青史!

  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南渡龙泉河以后,敌人的追堵部队虽然只有五个团,不及其“围剿”兵力的六分之一,但是仍十倍于我,加上地方反动保安队和地主武装的配合,我军的处境还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和追踪的敌人往返兜圈子,周旋于浙闽边区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寿宁、福安等地,战斗频繁激烈。

  10月5日,我们在寿宁县境与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同志等胜利会师。这是头一年我们抗日先遣队北上途经闽东与他们会师之后的又一次会师,群情振奋,十分欢快。随即,我们进到浙江泰顺县境,双方在交谈中,一致认为,敌人组建了一个“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边区的反革命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各红色游击区却互不联系,各自为战,这是很不利的。如果我浙江与闽东、闽北三个地区能取得密切联系,即使一时尚难统一行动,但只要能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定可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基于这一认识,双方领导人很快取得了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一致意见。经协商,临时省委由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11人组成,以刘英同志为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叶飞同志为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由我任司令员,刘英同志兼政委。

  临时省委成立后,面对敌人不受调动、集中力量摧残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我们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浙南地区,主要是瓯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东濒东海,南接闽东,山岭连绵,地形险要。它比浙西南地区有两个更为有利的条件:一是从1924年起,这里就有党的活动,1929年冬天以后的两年间,党在这里领导过武装暴动,红十三军的旗帜曾插到瓯江两岸的许多乡镇,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影响。此时在平阳、福鼎之间,已有闽东党的工作,可以互为依靠。二是这里离浙赣线较远,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于是,我们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攻下了瑞安珊溪镇,立足于瑞安、平阳、泰顺三县之间,以此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接着我们又出动主力,兜了两个大圈子,攻克了瑞平泰外围敌人许多重要市镇和据点,如景宁之东坑、梅岐、沙湾、渤海、大顺、小顺,文成[2]之南田、西坑、黄坦,瑞安的大峃(现为文成县)、玉壶、峃口、营前、高楼、湖岭、马屿、陶山、平阳坑,泰顺的百丈口、左溪、泗溪、仕阳,平阳的水头街、山门、腾蛟、营溪,福鼎的南溪等地。局面打开后,确定由刘英同志带少数短枪和省委机关在瑞平泰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由我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从浙江打到福建,又从福建打到浙江,以此吸引和打击敌人,掩护和保护省委开展工作,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

  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是浙南游击区经受严峻考验的重要时期。此时,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暂时丧失了,但我们在浙南地区又开辟了大块的游击根据地;游击战则在浙西南、浙闽边、浙东、浙南更广泛的区域展开了。从总体上看,罗卓英三四十个团的“围剿”并没有打败我们,我们获得了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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