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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听读《学习读本》 领悟浙西南革命精神(十一)

丽水网 - 来源: 莲都宣传  2019-03-13 09:00
编辑:莫晓鸿 | 责任编辑:胡蕴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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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二、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浙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选择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因为洪家云同志率领的两个连归建之前,在龙浦江遂地区活动过,有一些工作基础,同时和我们有联系的“青帮”组织在这一带也有较大的势力,便于我开展工作。

  当部队于5月上旬进入到龙、遂、松三县边界地区时,就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这个“青帮”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松阳县安岱后村的陈凤生和斗潭村的卢子敬。陈凤生早年在外地经商时加入“青帮”,但也接触过进步思想,受到过1928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1930年回乡后,领导了攻打国民党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积极学习与传播革命知识。陈、卢等一些“青帮”首领,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在他们的领导下,这个“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当地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我们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我们,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我们有了初步的依托,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干部。这时部队已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除将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继续活动以牵制敌人外,我们确定由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队则由师部率领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路以南的汤溪(现并入金华)、龙游、金华、武义、宣平(现已撤销,分别划入永康[1]、武义等县)、丽水之线,造成声势,迫使敌人北调,以掩护和保障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工作。

  挺进师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北渡龙泉河进入浙西南地区后,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本是赣东北的子弟兵——红十军,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最大的困难是不少干部不愿意分开活动。怎么办?只能在实际斗争中来培养和锻炼。当我们于三四月间进入浙江并活动于浙闽边境时,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也很困难。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跟我们会合。可是,过了三天,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别看才出去三天,人也瘦了,眼睛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我们一起走,不肯单独行动。以后我们就改变办法:开始不叫他出去半个月,只出去三天,三天后,在什么地方和我们会合,会合后再出去,增加到五天,五天后再到规定地点集合。这样,他们的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了,信心也慢慢增强,以后就提出活动的时间逐次增加到七天、十天、半个月,这样才学会了单独活动。以后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了。

  游击队要能自如地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会做群众工作。所以我们一进入浙江,就向部队提出了这项要求。因为是新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加之语言不通,又受到敌人反动宣传的欺骗,群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则被国民党反动派胁迫着离开了村庄。有时,我们连一个向导也不容易找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为了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有时只好叫自己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口里减着:“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了,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带路,讲定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当时我们的银洋还比较多。利用群众带路的机会,我们就做宣传。这样,得到了利益,又听我们讲了道理,知道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兵,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和摊派苛捐杂税,纪律又好,确是爱护群众的。一传十、十传百,就不再相信国民党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了。在前一阶段的这些活动中,我们了解群众的疾苦,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一些浙南方言,积累了一些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这对于我们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很有作用的。

  浙西南山区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下,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加之头年大旱,作物歉收,这一年春天又发大水,春花荡然,到处是灾民、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深入发动群众斗争。

  此时浙江保安团队被我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国民党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那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我们也不集中部队攻城,而在广大农村辗转游击。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四处逃散;逃散不及而被我们捕获的,则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镇压,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如5月17日我们袭占了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5月21日袭击龙游溪口,又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第三公安分局长。这样就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浙南人民空前规模的革命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来势迅猛。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宣布所采取的革命行政措施。就这样,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使得浙江统治集团十分惊恐。4月6日《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无问题”。可是转眼之间,来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已照映得浙西南一片火红。于是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省保安处副处长宣铁吾等赶忙集议,决定“进剿”,妄图将我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敌人这次“进剿”,是以浙江保安团为主体,纠合地主反动武装进行的。国民党在浙江原有七个保安团,3月间,省保安处长俞济时带着三个团到宜昌去了,留有四个团,全部用上;又调集了全省15个保安大队中的11个,以及刚从南京调来不久的税警团一个团,合计约八九个团的兵力,由蒋志英、陈式正统一指挥,分四路向我进攻。我军参照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的经验,决定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打击敌人,以便把敌人调出中心区,使中心区的工作能继续坚持和开展。

  当我南路部队向西南方向出动的时候,师部则率主力北上。开始,我们日夜兼程地指向汤溪县城,在敌人拼命加固城防的时候,我们又迅速折向遂昌的门阵一带,在那里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书写标语,扩大宣传。然后留下20多人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以掩护群众的革命斗争,主力则由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带路,直奔上阳村。接着又由上阳村的数十名农民积极分子配合,进袭南坑。我们每到一处,发动群众,惩处恶霸,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加入红军,搞得热火朝天。就这样,我们在汤溪、龙游、金华、宣平、遂昌之间辗转游击了十多天,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赣铁路线。浙赣线受到我们的威胁,各地告急的文电接连发到了杭州,敌人的“进剿”计划眼看要破产,黄绍竑坐卧不安,打着“推行新运(即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抚慰灾民”的旗号,带着一个仕官教育团前来助威。这一期仕官教育团集中训练的是浙江各县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他们是浙江保安队的反共骨干。仕官教育团装备比较精良,黄绍竑等视为“怀中利剑”,于6月12日亲自带到金华,以振奋浙西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我军侦知消息后,预为布置,以逸待劳,给敌仕官团以突然打击。先于14日在宣平北乡之吴宅歼其一个整连,接着又奔袭小溪口,再歼其一个连,这两个连队的装备,全部为我缴获。黄绍竑受此打击后,于20日匆匆跑回杭州。敌人的第一次“进剿”遂告失败。

  在武装斗争的保卫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松遂之间的安岱后、大泮坑、大横坑、苏马坪,龙遂之间的玉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畲,遂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西的碧龙、住溪,福建浦城的毛洋,甚至丽水的雅溪、曳岭、丽云,龙南的上田、季山头、黄桶……几乎是一片火红。在这些基本地区内建立了红色游击队,发展了群众武装,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建立,住溪、王村口、官塘、枫坪、谷陈等地建立了临时的苏维埃政府。8月,群众开始了紧张的查田运动,量地插标,准备分配青苗和土地。

  这时,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连地方工作人员一起,不下两千人。地方武装也有千余人。我们的师部和领导中心放在王村口,还建立了后方基地。王村口的后山就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休养所。

  从1935年5月到9月中旬,前后四个半月,我们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而游击区域则发展到北抵浙赣路,南到浙闽边界西段,西及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武装斗争为建设根据地打开了道路并提供了保障,根据地建设支持了武装斗争。我们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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