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起，经过一年多准备期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一部“信息公开条例”，倚靠着国家公共政治不断走向透明化、民主化的历史大背景，浓缩着政府自我变革的政治勇气，承载着全体人民对于“阳光政府”的渴望，并使宪法价值层面上的“知情权”，在中国第一次有了落地生根的制度土壤。

基于这些宏大的意义，“信息公开条例”理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弹冠相庆之余，我们还应该思考，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追求的“阳光政治”的目标，我们还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

尽管“信息公开条例”为政府部门量身打造了诸多“阳光法则”，但无论是至今仍真相不明的陕西“虎照”风波，还是新近发生的阜阳手足口病疫情，都说明仅仅依靠一部法规，还不足以彻底根除“过滤性公开”、“缩水型公开”痼疾，完成一场深刻的变革。正所谓有理念的滋养，方有实践的果实，各级政府和官员如何摆脱“暗箱行政”的行为惯性，学会透明化生存、镜头下施政，才真正决定了“阳光政治”的成败。

另一方面，“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信息公开成为政府的义务与公民的权利，尽管在“华南虎照”等事件中，全社会追求知情权的集体意识展露，但是与争取财产权等“传统权利”的热情相比，争取知情权的公民意识还有待提升。“阳光政治”的推行，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勇气，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公民自觉，需要公民勇敢地践行保卫知情权的法律机制。也只有经过这种双向的努力，才能重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最终催生一个有限政府和公民本位的现代社会。

而在制度层面，仍需要相关法规的跟进协调。“信息公开条例”仅仅是一部行政法规，如果条例实施与“保密法”等更高层级的法律发生冲突如何解决？相关的保密法律如果不能以开放的新思维及时修订，是否会被一些官员利用，成为剥夺公民合法知情权的“法律依据”？

同时，“信息公开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使得其主要适用于行政机关，还无法涵盖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构的信息公开，也无法规制遍布社会基层的村务公开、校务公开等等。显然，如果信息公开立法能从行政法规尽快“升格”为法律，将更好地推进整个公共领域的信息透明，更全面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在某种程度上，“信息公开条例”所定义的“政府信息”，只是狭义的、表层的信息公开，而“阳光政治”所要求的信息公开还需要向更深的层面拓进。比如，政府信息公开不仅需要公开政策文件，也需要公开行政决策过程、公开公众参与状况等等；人大立法公开不仅需要公布法律文本，也需要公开立法博弈的过程，公开人大代表的议政发言等等；审判公开不仅需要公开审判结果，也需要公开庭审记录、公开合议庭每位法官的独立意见等等……所有这些目标，都需要一个更具现代民主性、公共政治性的法制平台。

尤为重要的是，保障知情权是为了激活参与权、监督权等更高级民主权利，而要实现这些民主权利的“连续效应”，立法就不能停步于知情权层面，更应延伸至参与权、监督权等层面。因此，我们既需要信息公开法、官员财产申报法一类的“阳光法案”，也需要公众参与法、反腐败法等“参与权法案”、“监督权法案”，需要构建更具民主性、法律化的选举机制、监督机制等等。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信息公开条例”能否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起点，并因此成就民主政治的光荣与梦想，是令人期待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