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亭
“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是今年6月召开的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战略，会议号召全省人民要“坚实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如何来面对区域经济的新发展？围绕着这一题目，下面分四块来讲，首先简要介绍一下省党代会关于“两创”发展战略的内容，然后针对区域经济的新发展，讲三个新：一是科学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二是 “三化归一”发展的新思路，三是“重特创优”发展的新途径。
一、“两创”战略：实现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开得很成功，除了选出一个好班子以外，最主要的是审议通过了一个好报告，形成了一个今后五年引领浙江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报告围绕着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这个主题，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列的奋斗目标，提出了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的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一战略以富民强省为目标，以创业创新为途径，经由创业创新，达致民富省强，从而形成了对我省发展道路的精辟概括，形成了对我省独具特色经济发展战略的经典表述，引起了党内外的强烈反响和一致好评。
党代会报告字面上涉及这个表述的有这么两句话：前一句是在总体要求中，用黑体字写了“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后一句是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再次重申“坚持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是经济增创新优势、实现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两句话首尾呼应、反复强调，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我个人认为，这一表述是整个党代会报告的文眼，是全文最大的亮点，甚至可以说是党代会精神的魂魄所在、精髓所在。“两创”战略这八个字的确提炼得很好，好就好在“像、准、实”。“像”就是非常符合我们浙江的情况，“准”就是非常精准到位，“实”就是非常实在，既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浙江的过去，又恰如其分地面向了浙江的未来。言简意赅，易记好懂，确实起到了一种凝聚民心、引领潮流的作用。深入贯彻党代会的精神，就是要牢牢抓住这一对浙江发展道路的集中表达，以此来统一全省人民的思想。
对“两创”要有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这里所说的创新，绝不仅仅是指科技创新，还包括了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人文创新，是一个全面的概念。我们平常讲要调整、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城乡结构，这也是创新。同样的碳元素，不同的结构组合，既可以成为很软的石墨，又可以成为最硬的金刚石。打破原有结构，实现新的功能，这就是创新。党代会报告提倡要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道路，而所有传统发展道路的转型并走上新型的发展道路，都必须有一个不断“扬弃”、除旧布新的过程，都必须有一个与时俱进、持续创新的过程。
同样道理，这里所说的创业，是指新一轮的创业，是指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背景下的新创业。浙江过去一轮的创业，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抓住了两个机会，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2006年我省的经济总量（GDP）已达到15649亿元，在广东、江苏、山东之后，位居全国第四。人均GDP已达到3975美元，虽然位次没变，但前面的老大哥变成了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论人均水平，我们可以说是“全国各省区之首”。为什么不去和上述三个直辖市去比较呢？因为他们是老的直辖市，只有城区和郊区。不像我们这种省份或自治区，有一个广大的农村地域和众多的农村人口。横向比较，一定要考虑是处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我们主要抓住了哪两个机会？一个是抓住了发展轻纺工业、轻加工工业的机会。过去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沿袭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结果是轻工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供给高度短缺。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发的第一个关于经济工作方面的文件，就是加快轻纺工业发展的“国六条”。浙江是蒋介石当年叫嚣反攻大陆的前沿跳板、滩头阵地，所以国家对重工业和工业基地的投资，也没怎么放在浙江。省统计局做过一个分析，我省是全国30来个省（市、自治区）中人均中央财政投入最少的一个地区。杭钢、衢化等只能算是中型企业，够不上大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一来，反而成了好事。正因为没有国营企业的包袱，没有这么多国营企业的职工，所以“泥腿子上岸”办企业，把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请来，加之轻纺工业的技术含量和资本投入本身也不多，马上就发展起来了。全国发展轻纺工业的“第一桶金”，就这样让浙江人给掘到了。二是国有经济既然不发达，大家又都想自己干点事业，于是发扬“四千精神”，下海经商办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上村办工业、乡镇企业，一点一点也就做大了。就这样，浙江省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完成了从全国中游水平，到进入“第一梯队”的跨越。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业精神是否还要继承？当然要，那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但现在提出的创业，并不是简单地复制当年的场景。那时是百万农民办企业、闯市场，是“草根老板”，是“摊头商贾”。而现在是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背景下的新一轮创业。企业不但要讲赚钱，还要讲社会责任。讲社会责任不但要善待农民工，还要善待生态环境，这就大不一样了。很显然，光讲会赚钱已经是不够了，既要赚钱，还要讲科学、讲和谐。
二、新发展之“一新”：科学和谐的发展要求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推出的两大理论创新，就是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论，它们完整地体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省党代会报告也要求我们“坚持不懈地推进我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领导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能力”。
先讲讲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这五个字在座各位都耳熟能详了，甚至可以说是“烂熟于心、脱口而出”。但科学发展观到底有哪些内涵，大家可以重读一下胡锦涛总书记“6·25”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对科学发展观又作了一个简明而系统的解读，一共是四句话。第一句话讲“第一要义是发展”，第二句话讲“核心是以人为本”，第三句话讲“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第四句话讲“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关于“第一要义是发展”，可以用2005年秋天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对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的“四个坚持”来阐述：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二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说的一句话，很直白、很朴素，但绝对是一个真理；三是“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2002年江泽民同志“5·31”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到，而后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写明的；四是一句综合性的表述：“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四个坚持”，阐明了“第一要义是发展”。
关于“核心是以人为本”，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于类似于人权、人道主义这些命题，都有过争论，也比较敏感，所以也从未在党的正式文献中提及。但从发展的基本取向来看，这个问题还真不能回避，要回答就需要理论上的巨大勇气。在这一点上，党中央可以说又一次进行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早在1848年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就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对此，胡锦涛总书记也有三句话加以说明：“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在理解“以人为本”时，不要陷入泛化、绝对化的误区。我们还是要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只能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也不只是眼前的利益，而是眼前与长远的利益相结合、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相结合。
关于“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三个词连用，可不是词藻的堆砌，而是各有其特定的视角。“全面”是从静态的角度来观察事物，就是要考虑周全、“四脚落地”。温总理在讲解“全面”这个词时，曾一口气讲了七个“既要……又要……”，其中还特别讲到一组“既要讲显绩，又要讲潜绩”。显绩就是摆在桌面上的成绩，潜绩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成绩。“协调”和“可持续”更多的是从动态的角度来把握的。协调是讲横向关系，可持续是讲纵向关系。协调就是涉及一个事物的方方面面之间，不要有明显的失衡和“短腿”。温总理在讲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经常讲不能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至于可持续，更多是从时间的序列来观察的。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不能对下一代人的发展构成障碍，代与代之间要讲“代际公平”。这个公平，是说两代乃至多代人之间，彼此发展的权利、占有的资源、生存的生态、可承载的环境，都要公平使用。我们这一代人，不能仅仅为了满足当代的需要，把所有的资源都给用光了，把所有的环境都给污染了。
关于“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主要是针对我国发展实践中存在的五大偏差提出的，为此要求统筹城乡的发展、统筹区域的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方面。因为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多加展开了。
另一大理论创新就是社会和谐论。“社会和谐”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党内的重大文献上，是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是在阐述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也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提出来的。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怎么理解全面小康这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这就得联系“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来讲。
小平同志不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规划师。他首创的“三步走”的第一步，就是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通过十年的努力奋斗，使我国的经济总量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翻一番”，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也即饭能吃饱，衣能穿暖。第二步，就是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奋斗，全国的经济总量在八十年代末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也即过去常讲的“翻两番”，解决全国总体上达到小康的问题。小康这个纯中国化的名词怎么理解，怎么量化？最后定的是人均GDP800美元。这个目标，浙江省是提早十年就实现了。第三步就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一步、第二步都是十年，第三步是一大步，整整五十年。
为了有个更清晰的阶段性目标，以利调动全党全民的积极性，党的十六大对这五十年，当中“切了一刀”，分为前二十年、后三十年。十六大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将党的执政能力概括为五种，其中之一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5年春节以后的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社会和谐论的六大内涵，就是这次报告中提出来的，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006年召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时，党中央专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决定》。
党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论，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无病呻吟，是针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提出来的。这个挑战是什么？有的人说是我们能否发展得起来，也有的人说是我们发展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因为人家也在加快发展。但以我个人的理解，就中国和浙江而言，这两个都不是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整个中国保持了9%、整个浙江保持了13%以上的发展速度，这应该说是创造了奇迹，既是“旷古未有”，也是“旷世未见”的奇观。
但现在的发展遇到了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发展势头，今后还到底能否持续地、快速地保持下去。发展的可持续性究竟怎样？“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对此，我在2005年年中研究“十一五”规划时就说,“要在当前各项约束条件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唯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华山一条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转型就没有浙江的发展，没有转型就没有浙江的未来；没有转型，很有可能‘十一五’将会成为浙江近30年来辉煌发展的拐点。”事后我在向现省委主要领导讲到此事时，我也说过，“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是否“耸听”，主要取决于听者的感受。但作为“盛世危言”来说，那倒是有意如此的。”
发展的可持续性，不但是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还是指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三个词九个字上：资源的“支撑力”、环境的“承载力”和市场的“竞争力”，由这三个力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去年我国创造了占全世界5.5%的GDP，但为此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世界的15%，钢占到30%，水泥则占到54%！
环境方面我就拿太湖的水污染来说事了。在“九五”与“十五”十年时间的第一轮太湖治理中，共用去了各级财政的100多个亿。但根据目前太湖水的污染状况，要治理好起码要花上10倍以上的钱，也即1000多个亿。我们对太湖这种大型湖泊的水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经验不足，为此邀请了日本的专家对太湖的水环境治理进行了评估。在以下两个前提下，一是治理要花10年的时间，二是治理的结果太湖水质要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评估的结果是还要花2251.5亿元！
现在到湖州市去看看南太湖水质还是可以的，但到无锡那里的北太湖去看看，蓝藻长得飞快，人工捞取根本不可能赶不上它的“疯长”。一旦高温少雨，又要大面积暴发，水质急剧恶化。原来的歌词里唱的是“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而现在我们是“守着水乡闹水荒”。眼看着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马上要位居“世界第一”了，北京地区一昼夜就可以飘落35万吨的沙尘，这怎么得了？我们的经济总量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的第4位，制造业规模是第3位，进出口贸易额是第2位。现在国际上一片呼声，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先是要把环境保护的责任尽到位。
市场的竞争能力，现在看起来似乎不成问题，相反地倒主要是中国的商品价格竞争力太强，在国际市场上所向无敌。中国的商品卖到哪里，哪里的企业就要一败涂地、偃旗息鼓。中国的产品历来是低成本、低价格，以前认为这是个优势，但现在看来大成问题。因为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并不是通过工艺的先进和科技的附加值获得的，而主要是“两个透支”的结果。一个是劳动力的透支。主要是农民工的透支。对农村上亿的富余劳动力，我们截取了他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用在我们的生产线上，但对他们正常的工资收入，对他们的教育、培训投入，对他们的社会保障投入，以及下一代劳动力再生产的投入，都是严重不足的，都是高额透支的。另一个是环境的透支。很多企业把环境污染的责任推给全社会来承担，它是不付费的。这种环保外部化的结果，是我们这代人拿到了好处，但把环境污染的损失留给了子孙后代。
在这“两个透支”之下，以我们中国并不先进的工艺技术，我们拥有了1.4万亿美元的政府外汇储备，雄踞全球第一。现在看得很明显，我们有两个难关要过去。一个是外贸顺差过大。今年6月份的外贸顺差，突破了去年10月份238.3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创下了269.1亿美元的新高；上半年同比增长83.1%，全年很可能达到2500亿美元。我们被发达国家“围追堵截”，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还有一个是货币流动性过剩。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新增2.54万亿元，已相当于去年全年新增贷款的80%。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增加1.39万亿元，同比多增3876亿元，占全部多增贷款的97%。外汇占款过多，也进一步激化了人民币过量发行的矛盾。为什么会发生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太多的货币追逐相对太少的商品和服务，物价上涨的总根源就在于此。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企业的收益增长很快，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得也很快，相对最慢的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中国有这么多的劳动力要就业，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要完成到价值实现“惊险的一跃”，怎么办？就只好到国际市场上低价抛售。现在农民大多数的现金收入是来自非农产业，来自二、三产业，来自制造业，国外不来买你的东西，这些人的工资从哪里来？现在我们是靠经济全球化赚钱，但同时也造成了我们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不抓紧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今后必定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会出大问题。
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是三个词、九个字：就业的“充分性”、分配的“公平性”和社保的“全面性”，由这三个性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业是民生之本”，这就不多说了。我们到国外去，还是比较熟悉和友好的老外对我们说，你们自以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的旗手，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仅仅只是对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国有企业的职工，有那么一点社会保障，但对其他所有制的职工和广大的农民，则有啥？那么你们怎么好说自己就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大旗上书写的，就是对全民的社会保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伪社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做的事，的确都是在归还历史的欠账，都是在提高社会主义的纯度。温总理在今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宣布要对农村开始实行最低生活保障，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真正引起人们心理严重失衡的，是分配不公。如果社会心理失衡达到一定的程度，有的社会学家说就会造成社会断裂。那时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取得的一点点好处，就会尽付东流，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手里钱多了，跟以前比是富有了，但心理失衡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因为人们认为自己与自己比，收入的确提高不少；但自己与其他人比，还是太不公平了，自己应得到更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既要讲科学发展，又要讲和谐发展。这两个发展，既是省党代会的主题，也为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三、新发展之“二新”：“三化归一”的发展思路
“三化归一”是我个人的学习体会。什么叫“三化归一”？2006年6月我有幸主持一个城乡统筹发展的研讨会，在做小结时我讲到，“就目前浙江的总体发展思路而言，还是‘三化归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但在讲完这个话之后，我也意识到，这里讲的“三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三化”，而是新型的“三化”。为此，我继续分别展开讲了一段：
——“但工业化不是传统的工业化，而是‘高、好、低、少、优’的新型工业化，以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以及一、二、三产业走向融合和服务业有力支撑的工业化。”
“高、好、低、少、优”，是指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劳动力的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千万不要把工业化仅仅理解为搞工业，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工业化阶段，农业引进工商的经营模式来搞，实际上也是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配合制造业的提升，发展生产型的服务业，也是工业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望文生义、顾名思义，把工业化去直接等同于搞工业。在工业化的这个发展阶段中，一、二、三产业都要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机器大工业。
——“城市化也不是简单等于城市本身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化，而是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线的城市化，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指向和以转化农民为实质的城市化。”
为了解决农村人口的转移转化问题，肯定要加强城市本身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但城市化、城市化，到底是“化”什么？一定要搞明白。城市化“化”的是人，是农民。而要“化”农民，就一定要“化”背后的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户籍、住房、土地、就业、教育、卫生等体制的改革，“一个都不能少”。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三大遗产”，很成功地破解了两个：一个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现在的经济是高度自由化的，市场主体有充分的选择性；另一个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现在的轻、重工业比例非常好，我们可以拿上亿件的衬衫去换俄罗斯的飞机。但第三个解决得不太好，那就是基于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对此长期以来，我们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所以得以延续至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曾选择了农村工业化、就地工业化的道路。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但终因无法有效依托城市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等资源，最后难成大业。加之环境污染外部化的做法，更是难辞其咎了。
——“市场化也不是简单以有形市场为载体、限于国内竞争并且信用缺失的初级市场化，而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的市场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开放的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市场化，以及对垄断领域和政府自身等进行深层次改革攻坚的市场化。”
对于市场化，我认为要关注三个概念：产权、法治、信用。作为经济基础的制度性建设，产权一定要明晰。所有的利益关系，都要基于产权明晰这一前提。而且要有序竞争，除了法治的威信以外，还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现在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成本太高。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太习惯按照信用的要求来办事。什么都可以做假，为此政府就要不停地想方设法加大督查、考核、监管的力度。这实际上是陷入了一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被动局面。
我们现在不但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现在的行政成本太高，部门林立、职能重叠，很多事情都习惯于用行政推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很大一部分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都是近30%的增长率。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一个是用于政府投资项目，有些是必要的，但有些也是“形象工程”；还有一个就是用于不断增长的行政成本。现在很多机关要用三分之一的外聘人员，这些人的工资、奖金从哪里来？都在行政经费中开销，所以这方面的财政支出居高不下。政府应尽可能地发挥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要尽可能多地把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给市场。瑞典的一个相当于我们省一级的政府，自己没有办公用房，租金要通过议会审议决定；170多名行政人员中，有56名是管环境保护的。
吴敬琏老先生经常提醒我们，不要太天真，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国际上既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我们千万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滑入“坏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有几种情况，官商勾结是一种，无序竞争也是一种，坑蒙拐骗那就更加是了。
讲到最后，我有一句结论性的话，叫作“如果能切实有效地提升工业化、推进城市化、深化市场化，那么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
所谓的“三化归一”，就是这个意思。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有的时候，人就是要学会逆向思维、反弹琵琶。南宋的陆游一辈子写了上万首诗词，是我国最高产的诗人之一。他既是豪放派，爱国主义的诗写得很好；同时也是婉约派，儿女情长的诗也写得很好。后人向他请教怎么写诗，他就说：“单务诗而不得诗，功夫在诗外”。凡事要有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再加上文字技巧，才能够写出好东西来。
今年4月，我有幸参加了国务院起草长三角地区新一轮发展《指导意见》的工作会议，我被点名第一个发言。我说，“追溯历史，放眼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三化归一’论，恐怕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一个普遍规律。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再沿袭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发展道路，已是远远不够了，因为资源环境和社会成本的代价过大，且事实上已难以为继，为此必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现在看来，‘三化’还是‘三化’，但必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把传统的‘三化’，提升并且纳入到新型的‘三化’中来，即转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市场化的‘新三化归一’的发展道路。”
“新三化”要能有效助推两大结构的优化。第一个是产业的结构。如果你的产业的结构比重排列是“一二三”，那你就是世界上最穷、最不发达的国家；如果是“二三一”，像我们今天这样，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是“三二一”，那就离现代化不远了。现在我们国家真正形成“三二一”结构的，就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比重最高，制造业加建筑业的第二产业是第二位，农业即第一产业排“老三”。浙江2005年的第二产业占比为53.5%，农业为6.5%，剩下是服务业占40%。如果服务业有朝一日超过了二产和农业了，那我们的现代化水平也就显著提高了。
第二个是城乡的结构，也就是城市化水平：在总人口当中，长期稳定地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中的人口，究竟占总人口的比重为多少？胡锦涛总书记7月28日到浙江视察时讲，浙江要建设惠及全省的小康社会，44%的人口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一方面要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把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前面是讲通过加强农业生产、后面是讲通过减少农村人口来进一步增收。转移转化农民，究其实就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市场化的“新三化”之间，一定要有良性的互动，单独靠哪一“化”都不能解决问题。新型工业化，是为了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强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的新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一个是根据规律提出，一个是根据实际提出；一个是重要方针，一个是重大战略。这将会成为我省今后创新创业的主旋律。
新型城市化，是为了推进社会结构的转型。由城乡分割的结构，转为城乡一体的结构。新型市场化，是为了推进体制机制的转轨。“三化”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最终促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就全国而言，到2020年，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日子；到2050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日子。通过“新三化”的良性互动以及各种结构体制的有机转化，最后我们的奋斗目标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大功告成。
四、新发展之“三新”：重特创优的发展途径
任何地区的发展，都还是要注重特色，发挥优势。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发挥优势、促进联合、保护竞争”的十二字方针。九十年代末，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同志一再强调：“特色就是优势，特色就是生命力，特色就是竞争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提出了“八八战略”，其中前面的“八”就是“发挥八个优势”，也就是浙江省既有的特色优势；后面的“八”就是“推进八项举措”，也就是浙江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要重点培育的特色竞争力之所在。
丽水的特色优势是生态优势和后发优势。既能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又能避免一些先行地区曾经走过的老路和弯路，走上“新三化归一”的发展道路。对于下一步如何发挥特色优势，你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三大优势，一是个生态，一个是旅游，一个是人文。最近楼阳生同志又提出，旅游要成为丽水的支柱产业。
当然，这里的旅游，是个大旅游的概念。旅游有吃、住、行，游、购、娱，但实际上旅游的内涵，还远远不止这六个方面，旅游已是多样化、多层面的了。我们粗粗想来的，就有自助游、渡假游、养生游、探险游、风情游，等等，关键是能否把旅游做成城乡联动、色彩斑澜的产业。工业化发展步伐加快以后，城市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向往自然、回归自然是大势所趋。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能否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旅游的产业发展优势。这两个优势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不会自然而然地变成后者，其中就需要我们做好产业培育、产业转化、产业提升的文章。
浙江省“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探索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新途径”，还特别强调了“四个先行”，这正是欠发达地区在“因地制宜、特色开发”的过程中，需要格外加以关注的。
第一是“坚持基础设施先行。”一定要千方百计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条件和基础环境。我在1998年参加丽水的一个会议时强调，丽水市要抓战略性的大项目，当时说的一是金丽温高速，二是滩坑水电站。滩坑水库的投资五、六十个亿，实际对当地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带动。舟山市搞“五岛连桥”，既是为了“大岛建、小岛迁”，更是为了“陆岛连”。随着这些大工程的建成，基础条件的改善，我们有很多后续文章都好做了，包括旅游业，也包括制造业。
第二是“坚持教育培训先行。”欠发达地区穷，穷就穷在文化上，教育水平低，人的知识少。脱贫致富拔穷根，力量要用在对现有劳动力的培训和新一代的教育上。省里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首先要保的也是基础教育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
第三是“坚持内聚外迁先行”。集约需要集聚，集聚有助集约。人口和产业，都要想方设法向“三中”，即向中心城市、中心镇和中心村集聚。像云和提出并实践的“小县大城”战略，是山区“内聚”发展的理想模式。欠发达地区的资源本身就非常稀缺，如果再配置分散，就很难获得长足的发展。欠发达地区既要作扩大总量、做大分子的文章，也要做好转移人口、缩小“分母”也即“外迁”的文章。
第四是“坚持生态经济先行。”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都是丽水发展生态经济的亮点。丽水尽管要起到生态屏障的作用，但我认为发展工业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这里关键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必须要点状集聚开发。在规划确定的开发区和工业功能区里，实行高水平、高强度、高密度的开发。千万不能“满天星星、不见月亮”，那样会把丽水的生态优势破坏殆尽，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二是对产业选择一定要设定门槛。“零污染”做不到，但必须是低污染、轻污染的。即便有那么一点点，还要严格治理、严加监管。景宁县的外舍防护工程搞好以后，三个多平方公里的新城区呼之欲出，其中肯定要搞一定的工业用地开发。但从景宁的长远发展来说，今后主要是发展生态旅游。在现在搞工业的机会又不能错失的情况下，那就要注意土地的利用、厂房的建设，应该是多层次多功能的，要有调整的余地；最好是钢结构的，到时候就可以拆平，材料还可以循环利用。
另外，欠发达地区在科学和谐发展的背景下，想要“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也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有个足够的心理准备，几届党委、政府一棒接一棒地干下去，最后才能形成气候、“终成正果”。要沉得往气、耐得住寂寞，若干年以后才能“大见成效”。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对欠发达地区干部的考察，指挥棒也要变一变，否则同志们就没有政绩了。
都说保护好这片青山绿水也是政绩，但我们要靠完善一整套的配套政策，来确保这句话的有效性。按照国务院部署开展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工作，全国各地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市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如果是限制开发地区，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教育、卫生、社保等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的提供，那都要统统跟上，包括干部的政绩考核，也得彻底改变。
大的政策环境不变，就不能怨地方和基层的干部光注重总量、光追求规模，并以GDP论输赢。所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不能光说不练，光有号召没有实货，也是不行的。说到底，转变发展方式，要靠一系列的体制创新和变革。在现行条件下，问题出在下面，但根子恐怕是在上面；问题出在发展，根子恐怕是在体制。
我讲的这些，更多的可能是一些理念上的务虚和梳理，与丽水的现实发展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在开篇的时候讲了，或许是为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或许是为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反正是和大家交流，提供一个讨论的空间，也是为了求教于各位，因此就不揣鄙陋了。
占用了大家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谢谢！
（本文系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刘亭2007年9月5日在“丽水论坛”——区域经济发展专题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