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史晋川

今天很高兴到丽水跟大家作一些交流。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就讲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关于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二是我们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状况。

一、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态势

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是区域经济运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区域经济是在国家大的宏观经济运行的背景下发展的，所以，了解宏观经济的一些运行状况是非常有必要的。

1、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大家知道，1978年我国的GDP是3645亿，到了2006年达到了20.9万亿，这个变化达五、六十倍之多，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中国现在的崛起不仅是中国自身，连世界都感受到了。问题是，在“十一五”乃至2020年，有没有可能继续保持这样一种高增长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包括原来的“四小龙”、“五小虎”等等之类的地区，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还有以后的泰国这些，差不多都是经过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以后，经济成长势头开始放缓。因此，有很多人就有疑问，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这样高势头增长的趋势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有没有继续保持下去的可能性？回答这个问题，我想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看这个经济体内部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到底能够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总需求具不具备很强大的力量来拉动经济增长，总供给具不具备很强有力的支撑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大家都知道，总需求的背后，有居民为主体的消费需求，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需求，这两个加起来我们一般称为内需。还有国外的居民和企业对我们中国产品的需求，这就是出口的需求，或者称之为外需。而总供给背后除了科学技术这个条件之外，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有没有钱来投资；第二，有没有资源；第三，有没有劳动力。因此，资金、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是支撑总供给非常重要的三个因素。

总需求背后有三大因素，总供给背后也有三大因素，我们就分别根据这个框架来看我国在未来的经济成长过程当中，具不具备足够的总需求的拉动力量和总供给的推动力量。

2、总需求的结构变化。中国的总需求在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当中，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十五”期间，中国的总需求结构变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力量大幅度提升；第二就是总需求内部结构，消费需求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从吃、穿开始转向住、行，新的消费需求力量开始释放出来。

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为11.7%，其中消费需求为4.6%，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9.4%；投资需求增长7.7%，投资需求对中国经济当年增长的贡献率是66%；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的。1985年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率负得更厉害，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那时中国的经济正在起步，没有什么太多的产品可以出口，而且我们要大量的进口。但是到了2005年，“十五”计划结束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10.2%，这里面有3.7个百分点是消费需求带来的，3.9个百分点是投资需求带来的，2.6个百分点是出口需求带来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大幅度提升到25.8%。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2005年经济增长的四分之一是靠出口的。我们浙江省也是一样。浙江省原来的产品在国内主要是“三北市场”，西北、华北、东北。但2006年浙江省GDP是1.5万亿，1.5万亿个GDP里面我们差不多出口了1100亿美元，1100亿美元粗算算就是8000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浙江省去年1.5万亿的GDP里面有50%多是卖给外国人的，这个GDP是靠外国人来实现的，也就是我们的外贸依存度超过了50%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区域经济层面，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这个趋势在未来的15年还会继续保持。

消费需求的结构变化。在“十五”期间，总需求当中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三十年，中国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78年至1998年，即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前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刚刚起步，工业化刚刚起来，那时中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同时也是一个短缺经济，买东西很多都是要靠票证。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就意味着消费需求结构主要是以吃、穿为主。到了1998年，应该说中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绝大部分解决了，开始要进入小康了。在这种情况下，跟吃、穿有关的产品需求，主要是消费品和轻工业品，它尽管还在增长，但增长势头开始放缓，而新的消费需求还没有释放出来。1998年至2002年的五年就是这种状况，那时总理一天到晚头痛什么事情啊？激刺内需，扩大消费需求。老百姓不肯用钱怎么办？政府问你们借钱发国债，搞赤字财政，由政府来激刺内需，扩大消费需求。所以1998年到2002年这段时间是一个过渡期，需求结构变化的过渡期。2002年为标志，中国的消费需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关的需求开始出来，这个需求最简单地概括就是两个字“住、行”。2002年开始，老百姓每年增加收入的绝大部分不是用在吃、穿，而是用在住行，如果一个老百姓一年增加了2万元钱，可以说这2万元里面有80%到90%是用在跟住、行有关的，而不是用在吃、穿有关的。2001年，中国生产的小轿车70.4万辆，到2006年达395.4万辆，这是一个5.5倍的变化，百分之五百五十的变化。城镇居民每百户汽车的拥有量2000年是200户拥有1辆汽车，而到2006年100户拥有4.3辆汽车，这是一个百分之八百六十的变化，8.6倍的变化，只用短短的五年。微型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是克服人们交往的空间距离阻碍的手段，包括在广义的“行”中。微型计算机2001年中国的产量是877万台，2006年的产量超过1亿。城镇居民在2000年每十户家庭拥有1台电脑，而2006年的时候，差不多两户家庭就拥有一台电脑。移动电话2000年的产量是8000万部，2006年的产量超过5亿部。城镇居民在2000年的时候，差不多五户家庭拥有一部手机，到2006年，一个家庭就拥有1.5部手机。还有房屋、建筑、住宅、道路，变化也是非常之快。1994年前，浙江省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1995年浙江省才有第一条高速公路，现在浙江省有9条高速公路，除了沪杭甬之外，基本上都是2002年以后通车的。我买第一套房子是在1997年12月份，在新世纪花园，146个平方，是18万9千，四室二厅二卫。2000年卖掉，卖了26万元，两年多点就攒了7万元。现在同样小区的房子，同样的户型，人家挂牌在卖，96万元。中国的房价就是2002年开始明显上升的，非常快地增长，为什么？就是2002年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跟住行有关的需求以非常集中的势头猛烈地释放出来。房价涨得比较快，中央进行一些调控是非常有必要的，对遏制短期的非住宅的需求、投机的需求是有好处的。但这里我也坦率地讲，中国的房价未来十五年还有得涨。道理很简单，中国有那么多人，13.7亿，实际还不止，象黄宏与宋丹丹小品里面演的，还有很多“海南岛”、“吐鲁藩”没统计进去。对住宅的需求，第一是中国的人口数量非常之多，第二是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农民要变成居民，住宅的需求，2002年刚释放出来，才释放五年，至少可以释放到2020年。

总需求结构变化的启示。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对我们的区域经济、对我们的企业有什么影响？出口需求贡献率的大幅上升，表明中国经济的出口部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不断增大，这一需求拉动力量将会持续。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表明，新的需求力量开始加快释放，将成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尤其是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满足新需求的产业部门所生产的产品具有较大的需求收入弹性及更具市场扩张潜力；满足传统需求的产业部门，除非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从内需角度看，缺乏市场扩张潜力。

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国外和政府部门，包括国外大的财团预测说：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看“珠三角”，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亮点是上海，“长三角”进入新世纪，中国区域经济最大的亮点会到以天津滨海工业新区为代表的环渤海湾经济区，包括京津唐和沈阳、大连这一带，新的经济增长重心会往北边移。为什么有人作这样的预测？道理很简单，满足新的消费需求所需要的工业、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环渤海湾经济区的工业基础是很好的，资源条件满足新的变化之后的消费需求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增长重心有可能会转移。去年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美国的波音公司经过数年精心的考察，精心选址，最后把他们在中国的总装卸区落脚在天津的滨海工业新区，而不是上海。

浙江区域经济发展得很好。但我们靠什么？靠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低附加值的消费品或者说传统的工业产品。这些产品绝大部分都是跟吃、穿有关的，什么休闲服、皮带、箱包、打火机、皮鞋，这些都是浙江人的强项。随着国内消费需求的变化，浙江省的出口是在1998年才变得厉害。为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98年国内对于吃、穿有关产品的需求增长势头开始放缓了，因为国内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势头变缓了，因此浙江的这类产品就大量地出口。所以浙江的压力也很大，浙江的产业如何升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浙江的企业也一样。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需求收入弹性，就是说老百姓的钱增加了，如增加了一定的收入，对产品的需求到底增加了多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大，有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1984年我57块工资的时候，一个月吃25斤大米；1986年115块工资的时候，我一个月会不会吃50斤大米？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说吃的东西，大米这样的东西，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对它的需求不会增加的，要增加也只增加一点点。还有一些产品，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对它的需求反而下降了。我们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有猪头肉吃蛮好了，你说收入增加了，我现在吃更多的猪头肉，没这种事情的，是不是？我收入增加了，我不仅不多吃猪头肉，我反而会减少猪头肉的消费，我收入增加了，我什么不能吃里脊、吃排骨，为什么不能吃海鲜？是不是？所以有些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是很小的。跟吃穿有关的产品，需求的收入弹入都是比较小的。如果我们的企业生产的是这类产品，就会因为这些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很小，它以后的成长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另外一些产品需求收入的弹性是很大的，如汽车，需求增长从0.5%到4.3%，增加了八倍。你想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的老百姓收入有没有增加八倍？城市居民的收入有没有增加八倍？没有的。2000年到2006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最多增加了接近一倍。这六年当中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增长不到一倍。收入增长一倍不到一点，但对汽车的需求量增加了百分之七百。同样的，为什么对汽车、电脑、手机、住宅的需求都是几倍几倍的增加？这些产品意味着它的需求的收入弹性是很大的。很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两个：第一，增加的收入绝大部分都花在这些产品的购买和消费这些产品；第二，甚至把银行的储蓄都拿出来也增加在这些产品的购买和消费上。你买房子，估计都要动用你的储蓄。所以这些对企业也很有影响，你完全局限在需求收入弹收很小的产品上，对企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秀山丽水有一个东西需求弹性是很大的，是什么呢？旅游，休闲旅游，这个需求在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是很大的。据国家统计总局调查，最近五年中国居民家庭在旅游上的开支远远超过了它收入水平的增加幅度，这个弹性也是很大的。

总需求在未来十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具备了足够的拉动力量，有三个拉动力量：第一，企业有很高的投资热情，中央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有很高的投资热情；第二，国外的厂商和居民对中国的产品有巨大的需求，我们有很大的出口需求；第三，我们的消费需求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需求力量开始释放出来。因此，未来的十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完全具备了比较足够充足的需求拉动能力。

3、总供给的支撑因素。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对这个强大的需求，我们有没有相应的总供给能力去满足。如需求很大，供给跟不上，那就变成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所以还要看我们具不具备这样的总供给，这样的因素来支撑经济的高速运转。

一是资金问题。就是有没有钱，有没有资金做投资。坦率地讲，未来的十五年，包括从现在“十一五”到2020年，资金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很严重的瓶颈制约。中国人现在钱多，现在美国、英国、香港、法国很多地方的旅游商品店专招会说中文的。到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有17.2万亿，定期的就有11万亿。1978年的时候，整个中国的老百姓存款只有210个亿，也就是说1978年的时候，10多亿人口，每个老百姓只有十几元存款，20元都不到。而到今年的一季度末，我国居民人均存款平均要超过1万。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曾认为老百姓有一千亿的储蓄很麻烦，忧心忡忡。说老百姓如都把这个储蓄拿出来，那不是天下大乱，通货膨胀啊，我们拿什么东西卖给他们？那个时候国家管经济的这些人把城乡居民储蓄叫什么？叫“笼中虎”，说这只老虎如果放出来的话要见鬼。结果1988年真出来了，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年，物价水平涨到18.5%。今年5月份是3.4%，现在猪肉在涨，大家心里都在打鼓了。现在的总理跟20年前的总理想的事情刚好相反，20年前的总理想的是老百姓把这个储蓄拿出来用的话怎么办。现在的总理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现在的投资需求比较旺盛，消费需求相对还是不足。现在的总理是拜托大家能不能从银行拿点钱出来用一用，把我们的内需稍微再往上抬一抬。不用，就把利息往下降，一年期的利息，从百分之十点几一直降到百分之一点几。你再不用，以后降到百分之零点几，看你从不从银行里拿出来用。当然现在在升息。你们真不拿出来用，没办法，我发国债，我向你们借，我来用。所以资金是非常充裕的。股市昨天差不多又到4200点，股市里总盘子的市值差不多有15万亿，这15万亿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大家进股市之后用钱砸出来的？

老百姓的钱无非是这么几个用途：第一，放在家里，手持现金，这部分量不大。第二部分就是储蓄，存到银行里面去，由银行来把它转化为投资，这部分叫做间接融资。还有一部分就是拿去买股票，买企业的债券，这叫直接融资。总归就是这么几种用途，多多少少、迟迟早早都是要转化为投资的，不会放在那里闲着的。所以资金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并不大。而且中国每年有35%到40%的储蓄率，就算是35%，去年21万亿的GDP，大部分当年都转化为投资，一年就是7万多亿，每年还有五、六百亿美元的国外投资，或者说是四、五千亿人民币的国外投资投到中国来。但是，资金有两个问题还是要值得关注的，一个是长期的问题，一个是短期的问题。长期的问题就是2020年之后的代际变化，代际变化会导致中国储蓄率的明显下降和资金问题的明显紧张。现在社会比较中坚的力量应该是45岁以上的，这一代人由于他成长在短缺经济的年代，他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观念是比较保守的，消费的行为是比较审慎的，是很看重储蓄的，是不太愿意超前消费的，不愿意欠银行钱的。这一代人到2020年之后，差不多都是退休了，新上来的一代人是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包括很大一部分的所谓的“八零后”，到2020年左右会成为这个社会比较中坚的力量，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消费观念非常开放，消费行为非常超前，报纸上把这一代人叫做“月光族”，每个月都花光的，他们不会有太多储蓄。三年前我带的一个博士毕业，留在浙大作博士后，做老师，留下来的当年，先买了房子，第二年生了孩子，第三年买了车子。我奇怪了，浙大的博士后和博士，收入并不是很高的。我问他，他不好意思地说，他父母的地被征掉了，征了十几万块钱给他，他就拿来买车子，把父母接到杭州来住了。“月光族”，他们是没什么储蓄的，从他们今天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储蓄的。中国现在的“月光族”相当于什么呢？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分析，相当于美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人，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士兵都回家结婚生孩子了，生了一大群孩子。美国就是以“婴儿潮”为代表开始，没什么储蓄的，2005年全美的储蓄率是-0.5，什么意思？借钱消费的人比存钱的人要多，超前消费。所以2020年之后，长远来看资金会有问题，2020年之前资金没有问题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了钱不一定意味着就能顺利转化为投资，要把居民的钱转化为投资，靠什么？靠金融机构。但中国的金融机构尽管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它运行的效率、资金的动员能力和配置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银行的坏帐问题，国家用发行特别国债、动用外汇储备补充它们的资本金等等，我们的金融体制还是有问题的。坦率地讲，那么多的银行坏帐，银行照样可以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得益于我们老百姓在源源不断地把钱存进去，如果说以后银行的储蓄存款没有增加得这么迅速的话，它再出现坏帐的话，那么会出现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会蛮严重。世界上的各国的很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都这么说，说中国经济要么不要出问题，如果中国经济要出大问题，一定是从金融领域开始。中国现在有一句话，大家经常在报纸上、媒体上看到、听到的，叫流动性过剩。所谓流动性过剩，就是钱太多了。已经有经济学家开始出来说话了，说流动性过剩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金融体制所造成的流动性体制的过剩，体制性的阻碍造成流动性过剩。因为一方面说钱很多，但另外一方面很多中小企业贷不到款，中小企业还是融资的，有人需要却得不到，这种过剩就是体制性问题造成的流动性过剩。但总的来说资金不是大问题。

二是劳动力问题。传统观念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是非常充裕的，劳动力属于无限供给。但请大家注意，现在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开始出现短缺的苗头。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阿塞·刘易斯教授提出的观点。从无限供给到开始短缺，这个转折性的年份我们叫“刘易斯转折年”。“刘易斯转折年”在中国是以2004年为标志，劳动力短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2004年之前，劳动力短缺主要是在珠三角，2004年开始蔓延到长三角。不仅在大的城市，在二线的城市、中小城市也出现劳动力短缺，比如浙江的温岭、义乌等，劳动力也开始出现短缺。不仅劳动力的输入地区出现短缺，劳动力的输出地区也出现短缺。第二就是劳动力年龄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中国的法定劳动年龄人口从15周岁到59周岁。2004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首次出现下降，2004年以前每年都在增长，而且是每年都比前一年增长的要多，2004年尽管劳动年龄人口还在增长，但是它的增长幅度要比上一年要小。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舫教授预测，2009年中国劳动率普遍开始出现短缺，实际就是后年。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零增长，就是说59岁变60岁的人和14岁变15岁的人是一样多的，就是说没有增长。现在是14岁变15岁的人比59岁变60岁的人要多，所以说我们在增长。到2015年，也就是还要8年，是零增长，到2021年，负增长。保持一个国家人口能够不下降的有一个计划生育的指标，就是一个育龄妇女在她的生育期当中，平均应当生2.12个孩子，这样人口能保持不往下走，目前中国平均每一个育龄妇女生育1.7个孩子，这样一个趋势下去，中国就要进入老年化社会，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两大“红利”（一个是土地“红利”，一个是人口“红利”，所谓“红利”就是好处）中的人口红利没有了，人口减少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26岁以上与25岁以下的民工就业观念有非常大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应的紧张。25岁以下的民工基本上都是最新一代的民工，他们的教育水平普遍比他的父辈和兄长要高，他们的视眼普遍要比他们的父辈和兄长要宽阔，他们从小就知道城市，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在城里打工，甚至有的孩子实际上从小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这些孩子的就业观念跟他的父辈兄长大不一样。我在企业做调查，在温州、台州，就有老板跟我说，现在的这些民工吃不准，要求也比较高，工资的要求、待遇各方面，劳动保障、劳动时间等，原来的民工跟他们讲，你们这个的作息时间怎样的？我们说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小时，有时要加班，要十二、三小时，但我们是多劳多得的，你做得多就攒得就多。原来那些民工是很高兴的，说我来做，我出来就是攒钱的。但现在这些小年青民工啊，你跟他讲这些，一周工作六天，一天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班，他就跟你“拜拜”。他要求最好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时。他们的就业观念不一样，很多他们的父辈和兄长愿意做的工作他们根本不愿意做，比如说扫马路，环卫工人，他们不愿意做。所以说这些孩子的就业选择比较，他们宁可不就业，也不随随便便去就业。所以说这些25岁以下的就业观念的变化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2003年25岁以下的还有530多万就业，到04年只有510万，比上年要减少。

三是自然资源问题。总的来说，劳动力在2020年之前不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构成太大的制约影响。有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最大制约影响的就是自然资源——土地、生态环境。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起来了，新一轮的浪潮中，企业想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有钱但没地，政府想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尤其是城市化，没钱但有地。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要土地换和平，我们的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是用土地换资本。这当中有两个问题：

第一，土地资源的价格太低。总体而言，所有的地方政府在2004年之前出去的平均土地价格，远远低于土地这种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也就是说土地的价格远远没有反映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和真实的供求关系。土地资源，主要是工业用地，可以说是被人为地压低了价格。苏北的一个市，一亩地才几万元钱，可以保证你到银行贷到20万元，盖个厂不要带钱了。正因为土地资源的价格被扭曲和压低，土地资源的耗竭才过于迅速。所以中国目前所碰到的自然资源的瓶颈制约是跟以前过于迅速地、粗放地利用自然资源有关系的，而造成过于迅速地、粗放地滥用自然资源的根本原因是资源的价格不合理，太便宜了。便宜的东西谁不想多用？谁不会多用？就如家里的自来水龙头坏了，漏出来的是自来水，你不会太着急。如家里的那个龙头漏出来的是古龙香水，你漏漏看？马上就要修了。资源也是一样的，便宜的东西它一定会粗放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欧州、北欧，城市道路大都是弯弯曲曲的，很小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那个资源是私有的，你很难去动的，我们这里的土地资源是公有的，对公有的资源，政府对其支配能力就很强，不愿按市场的规律去操作。

第二，生产要素市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中央实际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在注意了，从去年开始，在未来的的十五到二十年当中，跟资源有关的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一定会一路往上走。

二、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1978年浙江的GDP是123亿，2006年是15469亿，全国增长了五、六十倍，浙江是增长了一百多倍。1978年人均只有人民币300多元，而2006年到30000多元，折成美元是3974美元。丽水人均GDP差不多2000美元不到一点，是全省的一半。浙江的总量排序在全国是第四，人均也是第四。如果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浙江是第三。如按浙江的农民的人均收入来比，浙江是排在第二，排在上海后面。所以浙江经济发展确实不错。1984年省里正在做“七五”规划时，我们预测组做出来的方案到2000年是3800亿，当然这是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做的，实际上，按现在的价格水平算是6000多亿。我们当时被省里面的那些老的厅长还有一些处长骂得狗血喷头，说我们这个方案比大跃进还要大跃进。实际上看，这个增长想都没想到，有这么快的速度。

浙江增长那么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的比重，非常之高，占71.5%，其中私营经济就占了57%。浙江省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民营经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就像我们欠发达地区，我觉得讲到底就是民营经济，如果老百姓创业的热情和创新的精神不是很高的话，那区域经济发展可能就比较慢。

世界银行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成四档：人均在800美元以下的叫低收入国家；人均在800美元以上、3000美元以下的叫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3000美元以上、10000美元以下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100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定的目标是2010年全省人均进入3000美元，实际上这个任务在2004年就完成了。进入3000美元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中等发达国家。这次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五年后实现人均5万人民币，按照现在的汇率，差不多是6000美元，是绝对没问题的。这就意味着未来五年浙江省要达到和超过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现在是4000美元，5年之后如果翻一番是8000美元，再加上人民币汇率还在上升，无论如何是要过8000美元的，也有可能会到10000美元。所以我们讲5万人民币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个目标，是有充分把握的目标。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浙江省面临着双重转换的六大任务。

双重转换：在经济发展阶段方面，面临着从工业化的中期到工业化的后期，也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改革方面，我们面临着从初级的市场经济向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转化。这两个阶段的转化面临着六大任务：一是发展阶段的三大任务，即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发展空间布局的转化；二是改革方面的三大任务，即市场、企业和政府的改革。

1、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九五”期间提出来的，叫两个根本转变。为什么“九五”提到，“十一五”再提？道理很简单，没有转，所以十年之后再提。没有转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是企业。有两个体制性的阻碍，所以企业不会转。第一就是刚才讲过了，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和合理的要素价格没有形成，人为的干预和压低了一些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造成企业粗放地利用要素资源。第二个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什么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很重要？请大家注意，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际上是对创新者的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对侵权者的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如果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是不愿意在自主创新技术进度上作更大的投入。为什么？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企业的利益没有保障。我去年在温州做调查，到一企业去，这个企业是生产做鞋子的机器的，跟意大利合作，技术、设备非常先进，我问董事长和总经理，我说你们现在做不做新的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他说史教授，不瞒你说，我们现在不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原来做的，现在不做了，道理很简单，我做出来的东西老被人仿冒，做这个不划算，刚一款新的产品出去，人家就仿冒。我们知识产权方面是还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总体情况正在好转。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们从自己的科学研究和良心出发，坦率地讲一句严重的话：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很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自己不做自主创新，不追求科技创新，这个国家就没有技术进步，而且连偷技术的人都没有，连侵犯知识产权的人以后也没有了，技术进步也没有了，做知识产权创新的人也没有了。为什么？你想想，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五十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偷皮夹子的绝顶高手，有没有人能偷皮夹子？如果说大家都是侵犯知识产权积极性很高的，这个国家就没有科技进步了，没有自主创新了，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创新型的国家了。没有自主创新、没有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方式怎么转变？那是一句空话。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要建立，这非常重要。

2、经济结构的转变：从传统产业结构转变为现代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转变有不同的模式可以选择，关键是根据现有的产业基础来正确地选择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的途径。台湾的模式一开始是传统的工业出口，然后技术开始升级，然后做电子产品，再到信息产品，它是一个比较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就是使用高新技术产业来替代传统产业。浙江省并没有很统一的产业升级模式。州是以发展高新技术来作产业升级。杭州现在的产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之大，超过50%。杭州的高新技术产业最典型的是三个：第一是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像东方通讯、UT斯达康，包括东芝等一大批企业；第二是计算机软件（应用性软件）。杭州计算机软件产业在全国排第三，排北京、深圳之后；第三个产业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发展得非常好，叫创意产业，其中发展最好的是动漫。中宣部和商务部把中国国际动漫节固定在杭州，中南集团在杭州投资3个亿做动漫产业。宁波、台州的一部分和温州的一部分有港口资源的，他们的产业升级是比较偏重重化工业的经济模式，大部分做的都是产业内部的升级，利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工业。

3、经济发展空间布局的转变：从强县战略转变为都市战略。浙江的空间布局应该分类指导。在比较发达的地区，要把强县撤掉，把它变成区，用都市化战略来替代强县战略。而在欠发达地区，要让它成长出新的强县来，这在浙江经济发展空间略战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的观点很清楚，凡是在大城市边上而且有可能通过合并把这个城市做大的这种强县，一律不能给它扩权，不仅不扩权，而且以后一律把它撤掉。浙江省现在该撤掉的强县差不多都撤完了，只剩下绍兴没撤，我觉得绍兴这个县不撤掉，绍兴做不成一个大城市的格局。发达地区要那么多强县干什么？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应该是以都市来带动经济增长，空间载体不是县域经济。在工业化的初期到中期，工业化的主要内容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主要内容是城镇化，这个时候县域经济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载体。当我们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工业化的水平要提升，靠什么？要靠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生产性服务行业来支撑，要有一个要素支撑体系，包括人才、资金、信息、技术、交通、物流等等，这样一个完整的要素支撑体系。它一般都是依附于比较大的城市、中心城市才能构建形成，不可能在县一级的城市构建这样的支撑体系。如果在县一级的城市你要构建这样的支撑体系，那你就要给它扩权，给它有市一级的权限，它才能构成这种要素体制，否则它构不成。而靠近大城市的这些强县，就应该让它进入大都市，融入大都市，变成区。这就是我们讲的怎么利用城市化进展的加速来提升工业化的水平，这是工业化中期以后的任务。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萧山，萧山现在变成杭州的两个区，一个萧山区，一个滨江区。萧山在撤县建区之前，原来是县级市，并入杭州短短几年，增加的工业产值相当于它原来是一个县二十几年发展的工业产值的总和，过去靠二十几年才弄到一千多亿，进入杭州没几年就到三千亿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第一是资金条件，如果萧山不是杭州一个区的话，萧山没有那么多银行，股份制的那些银行，什么交通银行、招商银行进县级市是很难进的。萧山变成杭州市的萧山区和滨江区后，有很多商业银行在萧山设点，每年给它带来的贷款那不是几十个亿，是几百个亿、上千个亿。否则萧山的工业怎么起得来，一下子工业规模扩张得那么快。第二是交通条件。如果萧山不是杭州一个区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桥架过去。江南这块的格局，像滨江区，康恩贝、苏泊尔、吉利，总部都在那边，形成了“总部经济”。如果它是萧山县的话，那些大企业会把总部搬到那里吗？根本不可能。现在萧山集聚了技术人才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说萧山不是杭州的一个区，这些人大学生、研究生毕业的，他会住到萧山去吗？户口在萧山，不可能聚集那么多才人。所以关键是对于已经发达的地区来说，怎么样用都市战略来替代强县战略，但是对于像丽水这样欠发达地区来说，就是应该培育更多的强县出来。在工业化的前期和中期，主要是靠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来推动城市化进程，而到中后期，主要是要靠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来提升工业化的水平。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在发达地区是这种关系，而在欠发达地区则是另外一种关系。

4、市场组织方式与交易方式的转变：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浙江的市场很多，专业市场有4000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义乌小商品交易市场和绍兴轻纺城。庆元有一个有名的香菇市场，诸暨有一个珠宝市场，永康是五金城，嘉兴有羊毛衫市场，原来温州有桥头纽扣市场，专业市场很多。但是这些专业市场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共享式销售网络。共享式销售网络就是市场的名气很大，大家都可以依靠这个市场来销售他的产品。独享式的销售网络就是产品的名气很大，什么鳄鱼之类的，产品的名气很大。凡是名牌，都是有自己独享式的销售网络，专卖、代理等等。共享式销售网络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中小企业的产品迅速、低成本地进入市场。它的坏处主要是，如果这个市场当中的某一、两个厂家的产品出了问题，传出去就变成整个小商品市场有问题，人家的产品出了问题，会殃及到你。凡是企业做大做强，凡是企业在做自己的品牌，商标越著名，广告投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企业都会从共享式的销售网络中出来，到自己建立的独享式销售网络中来，完成升级。这个升级对于市场组织方式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升级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市场交易秩序的规范。因为你想，如果你花了很多力气做广告、做品牌，建立了自己独享式的销售网络，商品的分层代理等之类的，结果人家在共享式的销售网络里假冒伪劣卖你的产品，那你就吃大亏了。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市场交易秩序的规范，关系到有没有更多的企业去做现代商业的独享式销售网络，做这个转变。在共享式销售网络里看到世界著名品牌，那只有两个字：假的。世界著名品牌绝不会进共享式销售网络的，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他自己找死，他不会进共享式销售网络的。在共享式销售网络中看不到世界著名品牌，就说明这个市场是规范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好的。市场的转型很重要。义乌市场里的那些摊贩做大了后，要么去开厂，开厂之后，他会自己出去独立开店，或做国际贸易什么的，实际这是市场转型，然后不断地有小的进来，做大的出去。说到市场秩序，也是在义乌，一个企业，生产袜子的，半打袜子一百十几块钱，美国人攒一百块钱，这里原料、工资还不都加进去才赚十几块，零头。我问：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国内的市场，花更大的力气去做广告，做品牌，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外贸，那么薄的利润？那个企业董事长说：史教授，话是对的，内销的利润是比外销要高，但是我为什么不做那么多的外贸，不做内贸？道理很简单，那个市场比较规范，你货发给人家，钱就来了，国内的市场，我如果做品牌，做专卖或代理，货卖掉了，钱不给我，去打打官司，很难打赢，打赢了之后执行很难。这是个什么市场？这是一个竞争很无序、很不规范的市场，风险很高，交易成本很高，所以尽管外贸的利润薄一点，但我还是做外贸。这就是一个市场转型问题。至于交易方式的转变，我就不多讲了。

5、企业组织结构与经营方式的转变：现代企业制度与经营方式。一个行业当中，有没有领袖型的企业，很重要。一个行业全部是一盆散沙型的小企业，竞争秩序一定是混乱的；一个行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企业组织机构，有领袖型的企业，也有其他中小企业，这个行业的这种组织结构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合理的市场竞争格局。这是一点。第二点，什么公司制改造，聘请职业经理人啊，这种事情不要赶时髦，不是说不要做，是不要急于去赶时髦。为什么很多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与所聘的职业经理人都处理不好关系？道理很简单，因为在这些传统的制造业领域里，职业经理人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水平实际上是不如民营企业家，不如这些创业者的。所以在传统领域继续做下去的话，是现有的企业管理方式、决策方式要进步，但不要太急去弄这些事情。但反过来，如果说你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新的投资领域，做一个新的行业，那么应该完全地采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包括聘请职业经理人，公司的治理结构的设计等等，这是不一样的。企业总的架构和经营方式的变化，要跟所选择的行业是不是进行产业转移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而不是抽象说所有的企业要很快地改制，建立现代企业结构，聘请职业经理人。

6、政府职能的转变：强势的发展型政府转变为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政府为经济建设服务，一是公平地界定财产权利，一视同仁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二是放松政府的产业管制，建立市场的准入制度；三是反对和限制各种垄断行为，规范市场竞争；四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公平；五是提供公共产品，构筑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公平地界定财产权利，一视同仁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现在物权法出来了，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保护海外资本和保护大资本最积极，然后才是保护中小资本，放在最后一位的才是人力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农民工、农民和一般工人。实际上好的政府是应该一视同仁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世界银行在中国做投资环境的调查，他们访谈了很多企业家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地方，党委和政府能够对本地的老百姓的创业和生产经营活动都能很好地保护的话，外来的投资更会保护得很好，因为外来的背后还有政府，本地的老百姓除了自己的政府之外就没政府了。什么是政府职能转变？从税务部门的角度来说，就是税务人员到企业去，老总也不出来，董事长也不出来，只有财务科的工作人员出来给你泡一杯茶，你要了解什么情况，他告诉你就好了。这个就是政府职能转变，也就是当老百姓、当企业家看到政府官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就转变了。我在美国看到过很多游行，游行队伍里的歌星、体育明星过来了，老百姓很激动的，坐在敝蓬车里，旁边很多穿得很凉快的女孩子围着，明星嘛！政府官员在游行队伍里，州长、市长，带着太太，穿着西装，对老百姓满脸微笑，而老百姓像没看到他们一样。官员满脸微笑，走路，不是坐车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一张张的不是脸，都是选票！向服务高效型政府转变，浙江应该算不错的。十年前我碰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台州一个皮鞋厂，那个老总跟我熟悉，省领导要去看，那个老总跟我说不行的，礼拜六我们也是休息的！我们说董事长你加加班嘛！老总说：我不加班的，我周末到你们那里去办事情，你们给不给我加班？你们也不给我加班，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加班？后来就没去，黄岩市政府也没拿他干什么，台州市政府也没拿他干什么，现在还好好的一个皮鞋厂办在那里。他不让看，不让看也没事啊，是不是？我觉得我们浙江的党委和政府还是不错的。但是，还是要改进，我想只要党委和政府提供一个很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让大家能够来作选择，能够来做投资，我想这个地方的经济一定会有比较好的发展。

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些，属个人观点，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史晋川教授于2007年6月15日在"丽水论坛"--现代经济知识专题报告会上发言摘录)

来源：丽水市委宣传部 http://xuancb.lishui.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