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道教兴起。自古来道士均以“七星剑”为作法仪典的法器，甚至以“七星剑”作镇门之宝。其时佛道并雄，又均崇尚武艺，因而佛道两都大大地促进了中华武术的蓬勃发展。一时间，佛徒、道士和武侠要求铸剑增多，龙泉宝剑就自然得到发展。据1994年新编《龙泉县志》记载：

　　乾隆十三年（1748），郑义生在龙泉城镇东前街设铺铸剑，用“灌钢”法（熔化生铁注熟铁）制剑，所铸之剑，，刚锋很佳，只是与古代剑一样，“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没有弹性。

　　1830年前后（清道光年间），龙泉廖太和剑铺，在剑面上创造了凿洞嵌铜技术。这时的嵌铜，只能嵌七星（北斗星座，标志剑池七井，谓七星剑）。七星都是园的，颗颗钻穿过面，两面出现相对的园七星。剑鞘由一个江山人老张头在天妃宫设担镶包剑鞘铜箍。

　　清咸丰五年（1855），剑匠郑义山第四代孙郑三古继承并发扬了廖太和的炼剑技术，在东街天妃宫门正式开设“千字号”剑铺。他改用土钢锻造，沿用“水淬”方法，比用旧法所炼的宝剑坚硬锋利。但剑面仍呈现灰暗色，还有粗糙感觉，并且容易折断。造型方面，剑身长度是鲁班尺16寸—24寸，剑基宽1.3寸，剑锋稍窄，宜于挥舞，剑质上乘。装璜方面，从凿洞嵌铜进展到剑面镶铜，但还不熟练，只能在剑面上镶刻七星；季高和上元两人制的花榈木剑鞘，仅能镶包平板铜箍。时值太平天国起义军驻扎龙泉旬日，需补充大量刀剑作为官兵武器，故“千字号”剑铺，应接不暇。另外，千字号剑，不少还供佛像装饰之用。

　　光绪初年，周国华（乳名六儿），周国荣（乳名五儿），周国贵（乳名老九）三兄弟拜千字号剑铺郑文轩（郑三古之子）为师，满师后，周国华在“千字号”剑铺隔壁单独开设了“万字号”剑铺。

　　清光绪二十年（1894），丽水碧湖的铁匠高手沈庭璋迁到龙泉，在县城西街开设“沈广隆壬字号剑铺”，向五子焕文、焕武、焕周、焕清和焕全悉心传授铸剑技艺，时称“铸剑之家沈氏文周清全。”现在在香港“万剑山庄”还收藏有沈氏的三把名剑，其一，剑身一边刻有五爪金龙图，另一边刻“龙泉宝剑”四字，并刻敕符，剑身两边中央有血槽，并嵌七星。剑格作虎头状，近柄处有一“壬”字，铜鞘。其二，民国剑，铭“沈广隆制”及“古民生自置于龙泉民国卅七年”，刃嵌七星，一边有脊，一边磨平，木柄，绿色鲨皮鞘。鞘为清代品。其三，民初龙泉宝剑，铭“沈广隆制”及“龙泉古剑”，嵌七星，剑格、剑首及鞘上铜箍皆精工镂刻，浮雕形花草图案，红木鞘及柄，刃质极佳。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舞剑为国术界的重视，1914年秋，在县知事杨毓奇主持下七家剑铺参加竞赛，结果“壬字号”的沈庭璋所铸之剑，以一剑击穿三格铜板，并将另家所铸之剑斩为二截，夺得第一名，被举为“剑魁”。1915年2月20日至12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沈广隆壬字号”所铸的龙泉宝剑又被列为获奖工艺品，蜚声于世。

　　这段时期，匠人们开始试验在剑锋嵌入质量较好的建钢（福建产的土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 剑身的坚韧性，但还不能弯曲，无柔性。1924年起，“千字号”、“万字号”、“壬字号”等剑铺，曾经用纯纲锻炼，都没有成功。造型方面，有普通单剑双锋（分长知、短锋两种），也有雌雄双剑（双剑共装一个剑鞘）的。装璜方面，剑面刻图鎏铜，即在剑面上先刻出图案，再放上铜片，加热后铜流入刻痕，则图案镶铜即成。不过只能镶简单的图案花样。

　　剑鞘包铜工艺，自姜元大（原籍温州）铜店于1924年开始镂凿云勾、古文钱等花纹，同时在剑柄上挂色绦，宝剑外观较过去美观得多了。

　　1927年农历正月初一日，某军自闽入浙，经过龙泉，某营有个刘枪长（俗呼枪长，系枪械管理参谋一类人物）问沈广隆剑铺能不能用钢锻剑。他说：“熟铁锻剑可用不淬，纯纲不能用水淬，不然松脆易断。”沈氏兄弟忙请他指教，他说：“枪内机柄、弹簧等小件机件我能淬，大件的也不能。”又说，要想宝剑发青光，得用比剑身还硬的钢在剑面上“养光”。沈家焕文、焕武、焕周三兄弟听了，喜出望外，虽然得不到直接帮助，但也得到很大启发，马上着手试验。在几个月里，从无数次的失败中得到教训，最后终于试验成功了。过去熟铁水淬容易变曲，土钢水淬，极易断裂。因此，古代宝剑均不能变曲，而现在纯钢改用新法淬火，剑身既锋利又能屈能伸，再用硬钢“养光”，锋芒青寒闪烁。从此，沈广隆剑铺所制之剑，逐步形成了“锋利”、“坚韧”、“青光”三大特点。沈家对此一直保密，后因沈焕文之妻泄露，“淬火”和“养光”两技术才扩散给了其他剑铺。不管怎样，这在宝剑的锻炼技术方面是一大跃进。造形方面，剑身“一样宽窄”改为“菖蒲叶”型，宜于翩跹起舞。装璜方面，剑身的一面由七颗园星改为七颗五角星，排列也更加恰当，另一面还创制了“龙凤吉祥”、“鸳鸯戏水”、“白鹅飞舞”、“仙女下凡”等吉祥图案纹样。剑鞘镶铜则添镂“八卦”、“ ”字等传统优美图案式样。这一时期，宝剑的整套生产技术有了显著进步。

　　1929年，浙江省国术馆馆长张人杰，副馆长郑佐平，聘请山东太极拳大师杨澄甫为教务长，后杨澄甫写信给沈广隆购剑。1929年春，第一批由沈焕文带十二把剑至杭州国术馆做样品卖给该馆。夏天，举行浙江省国术游艺竞赛活动，沈焕文、沈焕周二人又带七十把参加大会（七十把均落款竞赛大会名致赠参赛者）。

　　1930年秋，在南京举行全国国术比赛大会时，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江苏水靖督办）写信给沈广拢后，沈焕文带三十把剑应邀参加。在大会期间，曾与北平、天津、上海、青岛、四川、云南、山东等地出品的宝剑比较，其中较好的北平、天津宝剑，其剑面画松柏云鹤、剑鞘镶老鼠牙花样铜皮，剑身镀镍，装璜上虽然精看比龙泉宝剑好，但是感到浮华浓艳，并且剑身只能微微弯曲，缺乏弹性。而龙泉宝剑则具有四大优点：第一，纯钢锻炼，“软能吹断头发，硬能斩截铁钉”，锋利无比；第二，能屈能伸，富有弹性；第三，原色自然，寒光逼人；第四，剑面嵌铜，图案古朴，既实用又美观。所以，颇获全国剑术师和剑术爱好者的好评，被评为“最优秀剑”。1935年蒋介石五十一寿辰，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向蒋介石奉献寿剑一把，上刻：“敬送蒋委员长五旬寿辰，浙江省政府赠”由龙泉县书法家吴梓培书。

　　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一月初版的《中国实业志》对龙泉宝剑业有这样的记载：“这些剑铺的铸剑原料有三，（一）毛铁，（二）钢，（三）花梨木。毛铁均购自浙江云和县，每百斤七元五角至八元五角不等，全年需用量一千四百余元。钢均购自福建政和县，每百斤二十五元左右，全年需用量一千四百余元。花梨木为制剑壳之用，产于本县西南乡一带，购买时均按设计分段，每段约值洋一百四五十元（每段重量三、四千斤不等），全年需用量约四五百元。”《中国实业志》又载：“龙泉县每年可产剑二千余把，每把价值一元至百余元不等，年产总值八千元左右，行销于温州、杭州、上海及浙江省各县。”

　　当时，龙泉剑铺由原来的三爿增加到十一爿，如西街的“金字号剑铺”（吴继德，万字号徒弟）、“天字号”、“永字号”（潘星明，千字号徒弟）、“本字号”、“禾字号”、“何同兴”剑铺等等。但是终因国内战争频繁，人民生活贫困，龙泉宝剑业不但得不到发展，而且横遭摧残。当时的情景只是昙花一现，曾几何时，又冷落下去了。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政府迁移到云和，达官贵人文人商贾纷纷遁匿龙泉，这期间，龙泉宝剑成了他们的玩物。这时的龙泉宝剑在造型上，出现了所谓薄如纸的“软剑”，弹性特别好，可弯成园圈围于腰间；也出现了专供劈刺，不能弯曲的“硬剑”。这两种剑主要用于装璜房间客室、收藏，显示名贵富有，不宜剑舞。但在制剑技术上（主要是热处理工艺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在发展龙泉宝剑的品种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

　　民国三十年（1941），浙江省的国大代表吴望伋曾向“沈广卤剑铺订购了一把特制“龙泉七星剑”。剑的一面镌刻青天白日图案和“澄清寰宇”四个正楷，另一面镌刻龙凤七星图案和“龙泉七星剑”七个篆字。花榈木制鞘，外饰以凿花黄铜。费时三个月，耗资法币2900余元。当时吴望伋意图代表全省民众献给蒋介石，希望蒋积极抗日，澄清寰宇。这期间，“万字号”剑铺亦曾为国民党将军陈诚专门铸造一剑。

　　但是，战乱纷纷，民众日益穷困，铸剑材料来源困难，宝剑销路每况愈下，再加上奸商从中压价渔利，剑匠生活得不到保障。夕阳西照，晚景不长，剑铺纷纷关闭，改行谋生。到1947年，龙泉所有剑铺停业，龙泉宝剑生产山穷水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