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丽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部分浙大学生合影
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抗战开始，有一批进步学生到丽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分别来自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学府。他们在金华集中后，大部分人被派往遂昌、云和、龙泉三个地方工作。他们思想活跃，抗战激情高涨，利用演戏、唱歌、办民校（识字班）、出墙报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为丽水的抗战作出积极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奔赴各个工作岗位，为建设新中国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直至光荣离休。值此抗战胜利60周年之庆，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今的耄耋老人，回忆了他们在丽水的烽火岁月。
施平：险恶环境我们仍坚持工作
施平近影
施平，1911年生，时为浙大学生，于1937年底和一批同学到达丽水，开始时在丽水处属特委工作，特委解散后，转到云和县工作，三个月后又到了庆元，为庆元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在庆元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因身份暴露，被组织派往缙云工作。1939年9月离开浙江，调去皖南，后来进了新四军青年团工作，解放后到华东团工委青年团工作，1953年到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83年调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任常务副主任，1986年离休。
今年94岁高龄的施老现住在上海五原路一所宅院里。离休后，施老过上了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一边写回忆录，一边拿起了以前的爱好———摄影，还出过一本《山水·风情·花卉》的摄影集。
1937年12月间，在金华集中了一批青年人，其中有汪海粟为首的一些同济大学的学生；张锡昌、潘一尘带领的无锡教育学院的师生；还有嘉兴民教馆和其它方面来的一些青年，以及我们浙江大学的13名学生，大约40余人，在12月下旬一起到达丽水，住在丽水城内的燧昌火柴公司。
1938年1月上旬，我和林辉到云和建立云和县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林辉任组织部长，发展了一批党员，我党基本上掌握了云和县的政权。人民群众经过一系列工作发动起来了，提高了觉悟，抗日情绪很高，大家都拥护抗日统一战线。
我在云和只有三个月，1938年5月中旬，组织上派我去了庆元，那里已有“回乡服务团”派出去的汪金更和梅占魁两个党员。按刘英同志指示，我们三人建立一个特别支部，直属省委领导（当时新的特委尚未建立，但不久就建立了），刘英同志还指出在山上还有我们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山上山下暂时不发生关系，但要注意，不要发生什么矛盾。尔后建立了特委，由山上的张麒麟同志任特委。
1938年8月，建立了庆元县委，我任书记，汪金更是组织部长，陈麟章是青年部长，吴史风是宣传部长。
我在庆元的公开职务是县政府的民政科长，抗日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县抗日自卫团副司令。
在庆元我们办了一期乡镇事务员训练班，培养当地的青年骨干。乡镇长是由地方绅士担任的。我们把有抗日救亡思想的青年都保送到这个训练班，约有30多人，住在县城隍庙隔壁，由我和金更负责。学习内容有两门课：一是统一战线（主要讲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下的国共合作），二是唯物辩证法。这个训练班办了3个月，对这些青年进行了启蒙教育。由于时间短，对他们的政治面貌还不太了解，所以在班上没有发展党员，其中也发现几个是国民党派来的，或者与国民党有来往的人，但大多数是进步青年，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7年底，日本鬼子攻下杭州就暂不前进了，形势逐渐稳定下来，国民党许多官僚又回来了。浙江是蒋介石统治很专制的地方，从来不准我们党公开活动，一直严密防范着我们，所以到1938年秋天，全国还在向上发展的抗战形势，在浙江就开始逆转了。形势变化的第一个明显信息是在1938年10、11月间，国民党的省政府、省党部发给各县一个绝密文件，指出要严密注意共产党的活动，还有一个附件提到浙江共产党的发展规模，还有省委书记刘英及一些特委、县委负责人的名单，凡我所知道的一些负责人皆列在名单中。因我是民政科长，看到了这份文件就连夜抄录，设法报告了省委和特委。
此后，我的处境也变得凶险起来，因我的名字也列入了黑名单，他们便说我是共产党的丽水县委委员。我抓住一点否定国民党的这个绝密文件的正确性来保护自己，我说我来庆元之前在云和工作过，怎么会是丽水共产党的县委委员呢？这证明这个名单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怀疑我，庆元县长罗中天故意很秘密地来找我，说他要求进步，很希望找到共产党的关系等等。当然我没有上他的当，坚决地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也没有这种关系，使他的诡计不能得逞。
1939年2月份，罗中天看我们的力量不发展，虽然我是头头，又无法从我那里得到党的秘密，留下我只会有利于共产党。因此，他就决定把我辞掉，不让我再在县政府干事了，于是我又回到丽水。由于我的身份暴露了，特委决定我不再做地方党的工作，而去搞上层统战工作。派我去缙云，在一个国民党财政部和省建设厅双重领导的经济机关———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工作，党内与特委直接联系。
1939年9月，领导决定我去皖南屯溪，从此就离开了浙江，踏上了新的征途。
肖车：我们是这样秘密印发传单的
肖车近影
肖车，原名车朝钅常，浙江天台人，生于1918年，时为萧山湘湖师范学生。杭州失守前，学校从萧山、诸暨搬到松阳。在学校里开展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过剧团，印过“电讯”。1938年春到碧湖“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的贸易班学习，三个月后毕业，被分配到丽水物产调配处工作。
今年87岁的肖老1992年从上海市人民政府离休。离休后的肖老宝刀不老，又先后任过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常委、上海市防委会主席等职，现住在上海市徐汇区，过着含饴弄孙的自在生活，而那段在丽水参加抗战的生活，一直鲜活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1938年6、7月间，我在丽水调配处工作。当时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做工人的工作。在厦河村有一些码头工人，我曾去那里办过码头工人夜校，也在发电厂夜校里组织过歌咏队、学习班。
1939年3、4月间，正式成立丽水城区区委，我担任区委书记，委员有费恺、金以仁等。当时区委的工作一是配合政工队宣传抗日，二是发展党员。我的公开身份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丽水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叫艾黎的外国进步人士办的机构，总部设在重庆，东南分部设在皖南屯溪，丽水办事处就设在丽水城内华士岭上一个棺材店里。有时台州等地来丽水找省委的同志也往往到“工合”来找我，由我去找周源同志进行联系。我当时还一个人租了一间房子，可以给外地来的同志过夜。“工合”是社会性的，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接触，不易被敌人注意，比放在其他地方接头为好。在丽水时，我也碰到过张麒麟同志，都是在黄律师家。
1939年夏天，全国出现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7月，中共中央发表了纪念抗战两周年的文章，省委、特委布置要将此文广为散发，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鼓舞斗志。我们城区组织了相当大的一批力量，准备了很长时间印发这个传单。传单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为抗战两周年告全国人民（同胞）书》，强调反对投降、倒退、分裂，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由我亲手抄写，在丽水找过好几家印刷厂，才决定在大街上一家印刷厂里印刷。当时为了不给印刷厂引起麻烦，将“中共中央认为”等字开了“天窗”，所以这也是一张开了很多“天窗”的宣传品，大约印了上万份。于是我们一方面动员印刷厂的党员工人在厂里偷了很多铅字，另一方面动员城内各个党支部、党小组以及积极分子，星夜用人工将“天窗”印上去。由于印刷品份数多，足足花了半个多月才完成。这些印刷品我是交给周源同志带到各县去的。只有龙泉方面是由印刷工人龚西萍同志（后在江苏省公安厅工作）送去的。
这个传单便在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处属十县统一行动张贴，给国民党、三青团以很大震动。当他们追查是哪家印刷厂承印的，许多工厂老板都只说“有人来接洽过”，但不是他们承印的。由于国民党的追查，组织上通知我不要去街上，以免出事。此外，我还和费恺等同志为省委印文件，大部分由我刻蜡纸，小钱（钱钟仪）、小费（费恺）帮助油印装订，可惜的是这些东西都没有保存下来。
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曾组织丽水工人进行一些活动，印刷厂搞了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我们还组织全县工人在一个大操场上开了次大会。7、8月间，我和曾绍文一道去青田，是从碧湖那边上山，绕了很大的圈子，跑了好几座大山过去的。曾绍文是青田海口人，他说从那个最高的山上可以看到海口，实际上那是很远的。我们在山上转来转去有个把月，当时反共浪潮又袭来了，青田海口党组织破坏很严重，山上一些党员也躲避起来了，我们那次去就是设法去恢复工作。9月间我从青田回到丽水就生病，一病就是几个月，到12月组织就决定我和妻子陈丽霞离开丽水去皖南。
我到皖南正碰上皖南事变，被关了一年多时间，逃出来后在龙游一个同志家住了两三个月，也未找到组织，这已是1942年了。我曾经到松阳保育院找过戚铮音同志，她告诉我浙江省委被破坏的情况，那时我才知道先前的两位同志张贵卿、周源都在反共高潮中分别在永康、龙泉牺牲了。
柯里：民众教育馆成了宣传抗日阵地
柯里近影
柯里，原名姚立，浙江青田人，1917年生。柯里于1937年暑假从温州中学高中部毕业后投考西北的一所大学，后受战事影响回到家乡青田，参加了刚成立的青田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被推选为县抗敌救援会副主任，组织剧团、歌咏队、球队，出版墙报，广泛联系青年，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
抗战胜利后，柯里一直在党政部门担任领导工作，1984年底从中央组织部离休，现住北京市西单，平时散步、种花养草、到机关老干部家里叙叙旧，过着舒适恬淡的晚年生活。
１９３８年初，青田调来一位新县长，名叫李乃常，广西人，他是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为了实施浙江战时施政纲领派到青田来搞试点的。他带来一批工作人员，其中有较进步的人士，如民政科长张若达、教育科长陆鲁一，他们吸收了一些本地青年，又从温州招来一批青年，以青田县政府乡政指导员的名义组成工作组，分头到农村去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农民减租减息，改选乡政权等工作。于是，我和林艺圃、曾绍文等本地青年就脱离县抗敌后援会去参加乡政指导员的工作，在县城附近的水南、石溪、芝溪、港头、油竹、山口一带活动。当时，有一位在县城抗日自卫队当政治指导员的郑行同志，是平阳山门红军学校来的，中共党员。他经常同本地青年接近，据说由于黄绍的战时施政纲领在处属十个县的试点遭到反动势力的反对和攻击，乡政指导员的工作进行了５个月就告结束，许多外来工作人员被迫陆续撤离青田。
１９３８年夏，郑行经过教育、考察，首先发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通过我又发展了林艺圃和曾绍文入党。１９３８年秋，当郑行等撤离前夕，确定我、林艺圃、曾绍文三位本地党员继续留在青田，党的组织关系由浙南特委转归处属特委领导。处属特委派来的最初联系人是蒋治，他指定我、林艺圃、曾绍文组成青田党的县委工作，我负总责，林艺圃负责宣传，曾绍文负责组织。当时青田县民众教育馆有两个党员，一个是馆长屠宇人（黄岩人），另一个是馆员叶公化（平阳人）。屠宇人撤离时，推荐我代理馆长，叶公化仍留下任馆员。于是，我就利用县民众教育馆这个阵地，团结本地青年组织剧团、歌咏队、出墙报、办夜校、推销进步书刊，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林艺圃、曾绍文则回到他俩的家乡山口和芝溪开展工作。到了１９３８年冬，由于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已有初步基础，根据处属特委改派的联系人周源指示，把县工委改为县委，由我任书记，林艺圃任宣传部长，曾绍文任组织部长，并吸收了图书石雕刻工人、党员林耀邦参加县委，任职工部长，林艺圃兼任山口区委书记（后改由林耀邦兼任）。
１９３９年上半年，由于县长换人，民教馆也另派人接替馆长，我转到县补习中学任教员。下半年，经亲友推荐到山口小学去当校长，在那里组织学校师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时，环境开始有些紧张，处属特委根据上级指示，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政策，确定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开。由于我在青年中有影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条件接触，经周源同志指示，让我着重做中上层和青年界的公开工作，地下县委改由曾绍文任书记，林艺圃、林耀邦仍任宣传部长和职工部长，另调方奋任组织部长。适逢浙江省建设厅在海口设经济实验区，区长何刚是中共党员。曾绍文、林艺圃、韩作今、孙坚音等都在那里任经济合作指导员，县委机关也由城区迁到海口区。
我在山口当了半年小学校长，于１９４０年春节后回到县城，经友人介绍，在县银行当农村信贷员。１９４０年夏，处属特委调我去皖南新四军，进东南局党训班学习，不久，海口实验区被迫解散，曾绍文、林艺圃仍坚持在青田继续进行党的活动。
钟郁芬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