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浙江论坛”有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专题辅导内容，摘自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参阅》2005年第2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刘世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陈东琪
一、关于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观点及其演变
发展，简单地说就是由低级落后状态向高级发达状态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加，更体现在质量上结构上的变化。发展战略，简单地说就是关于发展的全局性、中长期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行动方案，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阶段、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等等。国际上有关发展战略的理论观点，主要集中在发展目标，或是今天讲的发展观、发展阶段、发展思路和政策措施这些问题的分析中。今天侧重对国际上关于发展阶段、发展思路和政策措施作一些介绍和评述。
1、发展阶段观点。
国际上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一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他写了《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把经济社会发展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大规模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6个阶段。他认为起飞是一个社会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加快增长过度的重要转折点。要实现起飞得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资本积累率要占国民收入10％以上；建立起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通过变革，形成与起飞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由于主导部门的不断更替，带动了经济增长阶段的相继转换。在历史上，主导部门在起飞前是食品、饮料、烟草等工业，在起飞阶段是纺织工业，在成熟推进阶段是重工业，大规模消费阶段是汽车工业，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服务业。
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斯。他把经济社会发展大体上分为封建时代、商人资本主义阶段、现代经济增长三个阶段。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入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又主要取决于以知识存量增加为基础的技术创新。
三是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他提出了工业化的标准模式，把经济增长分为初级产品生产、工业化和发达经济这样三个阶段。他特别强调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分为外向型、内向型和中间型，认为开放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越大。
上述理论观点，尽管观察分析的角度和方法各不相同，但都强调包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和贸易结构等在内的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重视经济体制，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应转变，尤其是重视技术变革和结构变革对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
2、发展思路和相应政策措施的演变。
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发展思路问题。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开始重建，一大批摆脱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走上了民族独立的发展道路，此后几十年发展思路与相应政策措施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内向发展和经济的计划化。二战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为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状况，发展中国家普遍将实现工业化，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发展的目标。在推进工业化的要素中，劳动力的供给是充裕的，构成发展瓶颈的主要是机器设备、厂房和资金等物质资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式。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这样就吸引农民到工业部门来，而工业部门能吸收多少人，关键是有多少资本。贸易当时流行的是进口替代战略，认为保护幼稚产业，可以带来比较利益，把经济搞得越来越依赖自己。(2)强调市场的作用，工农业平衡发展，外向经济和收入分配问题。资本积累、进口替代和政府计划，对发展中国家动员国内资源，改善国内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环境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做法的弊端逐渐显露，贸易保护条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削弱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同时进口替代部门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进口的不断增长，导致贸易逆差扩大。与政府计划管理相联系的国有化浪潮，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普遍存在着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问题。过度强调工业忽视农业的做法导致了产业发展的失衡、收入差距扩大、贫困等等，这种背景之下，关于发展战略的理论出现了重要转变。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资本的有效配置比资本积累更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农业成了糟糕经济学的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崇到损害农业的地步，农民利用土地劳动的能力被低估了，必须为农业农民提供机会，扩大人力资本的投资。重视对外贸易，由主张进口替代战略，转向鼓励出口导向。一些学者认为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损害了效率和稳定增长。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就是我们讲的“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从正面说明了扩大开放、鼓励出口是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的有效战略。重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认为在经济加速增长以前，收入分配比较平均，随着经济增长加快，收入分配的差距将会拉大，当经济增长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以后，收入分配差距又会趋于缩小。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对低收入者的帮助具有重要作用。(3)强调人力资本、知识、制度和发展的全面驾驭。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国家和地区增长状态的分化，以及收入分配、环境资源等问题的突出，人们认识到发展除了经济因素外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出现了新增长理论。这个理论重视人力资本和知识的作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他把制度定义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游戏规则，其中既有正式的规则，比如宪法，法律法规等明文规定的，又有非正式的规则，像我们的行为规范，一些惯例，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等等。制度通过明确规则，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使每个人能够预期其他人的行为，知道其他人要干什么，自己应该干什么；通过产权界定，为经济增长提供基地；通过规章制度，改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同时，逐步深化对发展价值的认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意味着增长加变革，需要有更宽泛的发展标准，如减少贫困、分配公平、保护环境、扩大自由选择的范围等等。发展并不仅仅等于GDP的增长。一位印度经济学家曾经讲过，真正的发展政策不仅要使人们的实际收入快速地增长，还要使实际收入能够用来体现再发展中的其他价值。政府的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对减少贫困、改善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以更多的重视。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仍然是整个发展格局中的核心问题。在未来20年，只占世界资本投资不足15％的发展中国家，将会占据世界劳动力新增部分的95％，也就是15％的投资对95％的新增劳动力，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创造就业的任务是非常艰巨而紧迫的，政府必须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
总的来讲，发展思路及相应政策措施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发展的基本问题认识上的深化，人们越来越重视发展的全面价值，重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知识的作用，重视市场配置资源和制度变革，重视形成和适应更为开放的发展环境，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和资源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些既是国际上普遍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二、关于发展战略的国际经验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目前，世界上有30个左右的经济体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发达经济阶段，其他大多数经济体处在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时期。世界上有独立主权的、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体200多个。有些是工业化的先行者,有些是后起者，有些曾遇到某些波折但最终成功地走完了工业化全过程，有些则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徘徊和倒退。从发展的过程、特点和总结发展经验的角度，我们可以着重关注三个类型的经济体：第一种类型是先行工业化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欧洲和北美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等。他们最早开始也是最先完成了工业化。第二种类型是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典型代表是“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第三种类型是拉美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一个黄金增长期后，多数陷入停滞，有的还出现倒退。
从汇率和购买率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因素来看，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大体上是美国的1900年左右，日本的1960年左右，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1970年左右，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1970年左右。反过来说，我们目前所处阶段和美国差了100年，和日本差了40年，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及南美的巴西等国差了30多年。他们在我们这个阶段的时候有什么特点？
第一，就是在这个阶段之后，多数国家和地区仍然保持了较长时期的较高增长速度。美国1871年到1913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1914到1950年期间，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大萧条，平均增长速度降低到2.8% ,此后1951年至1983年，增速又回升到3.2％。日本从1954年开始，保持了15年左右的较快增长。韩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快速增长，持续了近40年，在这中间，大部分年份的GDP增长率在7％以上。我们9％的增长速度，已经保持了25年了，在国际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比较而言，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起的日本和韩国及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明显地快于先行的欧美工业化国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起者将先行者长达五六十年的增长时间压缩到了二三十年，这个现象也需要研究。我国是工业化进程中更晚一些的后起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使我们具备了利用后发优势，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有利条件。我们和先行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有两个有利条件：一个是技术条件，他们有的技术我们可以引进，一个是对外开放，开放可以把国内外的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然后加快增长。中国无论是在吸收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成果，还是在对外开放这两个方面，都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因此，未来10年到15年左右的时间继续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可能性。
第二，这一阶段产业结构持续转换，重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比重上升，要素生产率逐步提高。20世纪初期，美国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比重则稳步上升。1914年重工业比重超过消费品工业，到1925年，美国排在前列的是汽车、煤炭石油、铸铁机械等工业。日本第二产业的比重1955年为33.7％，五年之后增加到40.8％，以后稳中有升持续了10年左右时间。韩国第二产业比重1960年为20.3%，以后持续上升，到1991年达到了44.3％，之后稍有下降，但在整个90年代都维持在41％以上。巴西20世纪70年代的快速增长，主要也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带动，1973年，巴西重工业超过轻工业，比重达到52.8％，产业结构转换的同时，反映生产要素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也相应上升。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1870到1913年为0.33％，1913年到1950年为1.50％，1950年到1973年进一步上升到1.72%。日本全要素生产率1950到1973年则高达5.08%，大体上增长率是在8％，甚至9％。有一种观点，说搞重工业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利于提高要素生产率，但从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情况恰恰相反，美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既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快的时期，也是重工业比重上升最快的时期。美国20世纪前几十年，建筑、汽车和钢铁是三大主导产业，和我们现在非常相似。不论美国、日本还是韩国，第二产业的比重都是保持在40％以上，其中主要的还都是重工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相当大。从我们国家来讲，最近几年特别是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中，重工业比重超过了轻工业，其中增长最快的又是重工业中间的加工工业。这样一个变动趋势，与发达国家历史上与我们相近阶段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或者说有相当大的相似之处。所以技术含量与附加价值高的产业比重上升可以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
第三，这一阶段过后，三种类型经济体中的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受金融危机，对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由股市崩盘开始，危机期间产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失业率高达四分之一，直到五年后才恢复到危机前的生产水平。日本20世纪70、80年代的高投资预期导致了资产价格暴涨，随着增长潜力减弱，利润下降，银行形成巨额不良资产，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暴跌，经济持续低迷。1997年到1998年由于短期外国资本抽逃而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一批亚洲国家和地区遭受重创。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直接起因于负债经营而导致的债务危机。为什么在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期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某种形态的金融危机？从国际经验看，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快速增长，而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经济发展的条件将会发生一系列的重要变化。随着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需要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高的产业，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压力增强，需要经济活动的多个层面作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同利益集团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改进，理顺利益关系。如果说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有可能被打断。另一方面，如果金融体系不够健康，当增长速度减缓以后，随着流动性下降，金融和经济运行中的某个链条环节可能断裂而引发危机。金融危机又会冲击社会经济，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的其他领域。从1929年美国经济的萧条，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中，都可以观察到上述的特征。从我们国家来讲，金融体系一直是我国发展中的软肋。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
第四，这一时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性增加。收入差距的不同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日本、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虽然收入分配差距一度扩大，但总体上控制得比较好。日本在整个高速增长时期，收入分配状况没有恶化，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除了20世纪60年代接近0.4之外，基本上维持在0.33左右。韩国的基尼系数基本上保持在0.33到0.35之间，而拉美国家情况则不同。国际上一般认为上了0.4以上，收入差距就有点大了，0.4以下情况是相当好的，日本和韩国总体上都处在情况相当好的一个范围之内。拉美国家不一样，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平均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巴西、墨西哥分别高达0.57和0.53，最近看到一个数据，甚至超过了0.6了。曾经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增长与平等是相互冲突的，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高增长与较为公平的分配是可以兼容的，拉美国家则显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延续时间过长，将对经济增长构成很大威胁。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有加大趋势，如何在收入分配上既承认合理差距又不使差距扩大，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对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这一时期的政策选择对发展前景具有关键性影响。美国以自由放任而著称，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政府通过政策法律等手段，建立并维护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抑制大企业的垄断，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统一货币发行，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借助发行公债，直接投资公共工程，促进工业发展，推行现代公司制度、发明专利制度，重视教育和基础创新，保护资源和环境，加强社会保障等等。凯恩斯主义兴起以后，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手段，减弱经济周期的波动，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后起一些工业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这也是一个趋势。日本从1948年开始制定中长期计划， 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制定了国民经济倍增计划，就是十年国民收入要翻一番，以后还是实现了。韩国从1962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日本韩国都通过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技术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巴西1964年军人通过政变执掌政权，提出了高投资高增长的口号，采取了军人管秩序、专家管经济的办法，启用一大批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使巴西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历来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是有两点现在看来还比较清楚：(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多方面的理由要求政府发挥作用,而且政府作用有增强的趋势；(2)政府的战略和政策选择至关重要，好或不好，可以导致差别很大的结果。从我们国家来讲，市场经济正处在逐步完善之中，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起很大的作用，如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选择并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新的形势，许多国家对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近十年的强劲增长，以后互联网泡沫破灭，同时面临工资和福利水平居高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向外转移带来的就业危机。“9·11”事件，对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有多重打击，美国政府为了增强经济竞争力，巩固和加强全球霸主地位，对其战略和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以反恐的名义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在扩充军事实力的同时，也达到刺激需求，增加战略储备的目的；力图将减税措施永久化，同时削减政府开支计划，以控制国家财政预算规模；奖励创业者的努力和梦想,小型企业摆脱繁琐规章的束缚,改革职业培训制度，重点推进教育制度改革，推动社会保障的私有化，提供高质量、可负担的医疗体系等等。欧盟从1993年正式成立以后，曾给经济增长带来活力，针对欧盟国家存在社会福利负担过重、创新精神不足、内部市场不完善等问题，欧盟积极推动政府管理体制、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内部市场、税制等方面的改革。2000年3月，欧盟15国通过了一项十年发展规划，这个规划也被称为里斯本战略。围绕经济增长等多方面问题，这个战略总共确定了包括28个主目标，120个次目标在内的发展目标。其中两个最终的指标就是就业率和科研投入。设想在2010年以前，使欧盟经济成为以知识经济为依托的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入新世纪后，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开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对生态环境、人文发展、社会阶层利益、地区利益协调、非传统国家安全和危机处理等问题都更加重视。在发展政策上，顺应全球化的趋势，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保护自己的利益。日本政府提出了理想的社会经济方案， 2010年前的战略和政策目标是实现最大的自由和最小的不满。强调人们的选择自由，并建立公共规范作为社会共识，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并建立安全网络，为受损者提供新的机会，保障人人收入增长，而并不仅仅是人均收入增长。韩国政府提出必须向知识经济转型，依靠创新和提高生产力来保持竞争力。印度在它第十个五年计划中， 提出GDP平均增长速度为8％，强调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宽松的环境，消除地方市场分割，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平等发展和社会公正。拉美国家也都对以往十年经济进行了反思，力图寻求一条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国际上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和他们最近几年的调整，对我国制定和实施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具有多方面意义。首先，不论历史经验还是近些年的调整都需要我们重视。如果说历史经验是提供某种借鉴价值的话，那么他们最近几年所做的调整，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现实的因素，而且我们只有在深入了解国际社会发展战略新格局的基础之上，才能对我国发展战略进行合理的定位和调整。第二，我们应对国际上诸多模式和方法具有更强的包容性。这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规模多层次和后发优势所决定的。我国总体上是以内需为主的，但沿海一些地区，则有出口导向模式的特点。我国的产业结构有很强的扩张性，既能发展中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资金密集、规模经济要求高的重工业，也有发展前沿性的高技术产业增长模式特性。第三，对我国发展中的特殊性，要有足够的认识。中国有24个1000万人口以上的经济体在同时进入工业化后期，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的事件。我们目前的贸易总量已居世界第三，有100多种工业产品在世界上已是第一位了。这么大规模，比美国、日本加起来还多。中国目前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没有什么国际经验，必须通过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创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根据刘世锦同志在“浙江论坛”上的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三、“十一五”期间及未来15年中国面临的形势
总体来讲，未来15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初期，存在的有利条件主要有：(1)人口红利。改革开放这27年，经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9.4％，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劳动力丰富。今后会怎么样？未来15年，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随着人口增长的下降，抚养系数下降，劳动就业系数的增加，会给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很好的生产要素的背景。现在，每年净增的人口是700万，原来我们认为人口是一个负担，确实曾经也是负担，现在依然还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为后期提供了劳动力，所以是个红利，是今后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主体性的生产要素。现在发现，无论是中国同欧美国家相比较，还是同印度国家相比较，我们这样一个阶段，这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突出的。(2)劳动力价格优势还能保持。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劳动力价格低廉优势带来的产品价格优势是否还存在？经过分析，在未来15年，这种优势还会存在，但强度会变小。因为，中国劳动力总的量是很大的且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甚至南北之间的分布都是不均衡的。东部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会快一些，但是中西部的人均GDP水平还是很低的，它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于东部地区也还是低的，即使东部劳动力价格提升，甚至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中西部还是有回旋余地。再说，劳动力价格的提升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制造产品的过程当中，构成整个成本的因素还是非常低的。(3)城市化。我们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加速期。从国际上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城市化是S形的，S形下面的30%，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的时候，城市化一般来讲是比较缓慢的，60%以上又会平缓下来，唯独在30%—60%之间城市化是加速的。我们大概是在1996年实现30%，现在正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期，估计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55%—60%，这中间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城市化的速度一定是比较快的，这个快，会带来两个很重要的效果：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年的经济总是能够保持在9%以上。(4)结构的升级。第一个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带来新的需求，如住房、汽车、教育、旅行的消费。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恩格尔系数是67%，城市是57%；现在农村变成47%了，城市变成37%了。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带来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个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现在产业结构中尽管工业占了45%左右，但实际上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农业的份额还在下降。(5)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总体上激活整个国民经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6)对外开放整体水平的提高，质量的提升。我们的开放在量的扩充上还有很大空间，尽管这几年增长的速度很快，但在全球9万多亿的货物进出口当中，我们占的份额不大，人均进出口贸易只有800多元，非常低。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1)由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宏观调控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经济运行过程中大起大落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也就是说经济在繁荣的时候支持不下去了，然后下落，下落的时候如果操作不好极有可能衰退，有可能是长期的，或者一段比较长的低迷，这样会使整个经济发展速度放慢，这方面是我们要注意的。(2)结构转换加快,深层矛盾凸现。比如说取消农业税，农村基层政权所需的开支怎么去满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如收入差距问题。根据发展中国家加速起飞的历史经验，制度安排和政策操作不好的话，有可能出现城市贫民现象的扩大，这是城市化加快，结构转换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新问题。(3)能源、资源供求矛盾突出，这会影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能源、资源的矛盾从没有这么突出过，不说石油、矿石、煤炭，就电来讲，这几年全国电的供给增长每年15亿千瓦以上，可就是缺电。(4)社会各方面利益矛盾突现，保持社会稳定的难度增大。利益之间的冲突太多，没有一个很好的协调机制，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5)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深，来自外部的冲击加大。这个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欧美等发达的国家，还来自巴西、印度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
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
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发展战略很重视，强调协调发展，抓牛鼻子，要多快好省。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讲三步走战略，对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个大的战略安排。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等有一系列的论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的目标、道路、方式、手段有机结合，这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探索成果。
未来十五年特别“十一五”期间，我们在考虑发展战略的时候，要解决哪些重要问题？
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说不是最近的一个提法，在“九五”时就提出了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在评价的时候感觉到经济增长方式还是没有转过来，还是存在有增长没发展，高增长低发展的情形，存在高投入推动高产出，高产出依赖高投入，然后高投入再推出高产出这样一个循环，为什么增长方式一直难以转变，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1)从经济资源配置角度来讲，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的垄断机制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各种行政性垄断与自然性、经济性的垄断相互地强化，政企不分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归结起来就是没有打破这种垄断，竞争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整个市场竞争还不充分；(2)各类企业发展的条件和规则还不统一，民营企业不仅与国有企业的待遇不一样，甚至与外资企业的待遇也不一样；(3)金融资源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机制还不够完善，影响着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4)财税体制以及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合理，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一些盲目的发展；(5)包括公务员选聘在内的国有单位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以及社会领域的有关管理制度，还保留原有的经济体制的痕迹。这些体制上的缺陷，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症结。
解决体制缺陷问题，至少可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是要加快企业的改革，建立健全企业的扩张机制，让企业变成活体；第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统一市场，使全社会的所有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第三要加快政府改革，消除政府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直接行政干预，政府不缺位、越位和错位，这样就能充分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体制、机制的转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另一个方面就是加快技术进步。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不是单纯地依赖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今后从全局角度来看，要很好地解决自主创新问题，使国家技术总量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做到战略和策略相统一。加强自主创新的国家技术发展战略，第一就是要提高全民的创新意识，建立创新机制，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发明，勇于创新的氛围；第二是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增加对战略性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利用的政府投入；第三就是要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第四要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政府应更多地支持对国内技术有提升的引进。
2、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如何提升工业化水平和加快发展服务业。
关于工业化问题，是有争论的，主要是如何看待重化工业的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想从长远看,我国工业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要走的路还是很长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产业发展现实,我们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就不得不让工业发展得更多一些,更强一些,特别是制造业。制造业对国家的整个经济实力的提升,经济技术的加快,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在增大,这种粗放型的工业增长要继续下去比较困难。因此，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要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提升工业本身的内涵,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加快发展服务业。在目前的条件下,工农业对土地、水和其它自然资源的依赖度高,而服务业的依赖度低。那么，如何促使我们在产业安排过程当中,在不断提升工业化内涵和水平的基础上,在做大做强工业本身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服务业呢？第一是要在思想认识上、长远规划上,对服务业的加快发展有一个前瞻的考虑；第二是要降低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取消各种不必要的行政性限制,建立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工商管理制度；第三是要打破行业部门垄断,建立服务业公平准入制度,形成规范有序的服务业竞争市场；第四是要构建服务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便捷的服务业融资条件；第五是突破影响服务业发展的科技人才瓶颈,全面改革人事制度,创造人才技术在服务业的自由流动。
3、城乡关系和区域协调问题。
在加快二元结构转换中，我们要建立一个持续的保障机制,从政策思路上讲,第一个还是要继续从总量上来控制人口的增长,继续支持计划生育政策,保持1987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的稳定趋势,不出现人口的再度膨胀,不断减轻农村农业人口的负担；第二对“三农”的政策支持方面,特别是在体制方面要有新的改革,特别是要逐步改变城乡分割的制度,在城乡之间逐步建立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低保以及其他劳动和生活服务的公平分配体系,促使富余的人口有序流动,并获得一个平等的生长和发展环境,这是关于城乡关系处理的两个要点。
在区域协调方面，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政策与市场的关系,或者说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在我们这样一个自然禀赋不足，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格局中,单纯地依赖市场来实现公平效率这样一个政策目标是有困难的,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支持,来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政府干预的力度又不能太大,不能挫伤市场本身带来的积极性,所以我想在处理区域之间的关系中,如何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何有效地处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很好探索的问题。
五、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要注意的问题
总的讲，我们的体制改革在前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定,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深层次的体制缺陷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在未来十五年,特别在“十一五”期间应当在推动体制创新方面做更多的文章,特别要在政府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个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
第一，财税体制改革。要按照公共财政不同层级的需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的范围,完善各级政府之间的财税分配关系,在精兵减政转变职能的基础上改革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决算体制,在财政性投资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制度上堵塞跑冒滴漏的现象，逐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建立透明高效、便于监督的新的财税体制。
第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一个是利率的市场化,一个是汇率机制的改革。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动包括利率、汇率在内的新机制的建立；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国外金融资本对我国实施金融控制,防范因金融体制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这是迫在眉睫的事。
第三，要全面创新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市场公平竞争。应当考虑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的预算制度,逐步缩小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的范围,比如说通过整体出售和部分出售等方式,重点加强国有经济对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通过进一步的产权改革,特别是多元化的产权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制结构,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实现内外企业税的统一,为各类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贸易和金融环境。
第四，加快公共资源分配和管理体制改革。尤其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增加国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基础上,提高公共决策透明度,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公共决策机制。
第五，健全对外经济运行和管理制度,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重点是提高开放的水平和质量,要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量的扩张。在国外反倾销压力不断增大,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新的形势下,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在对外经济管理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制度上改变对外经济活动中互不协调的问题,尤其是在对外经济管理上应有一个主动的应对机制。
（根据陈东琪同志在“浙江论坛”上的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市委宣传部网站“理论工作” 责任编辑：胡蕴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