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丰富中心组成员的学习内容，扩大理论视野，现分期转发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参阅》，内容为有关专家在“浙江论坛”所作专题讲座。以下是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专题辅导报告，摘自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参阅》2005年第1期。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央党校副校长 王伟光
一、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问题
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一句话”。“三个基本”就是：我国各种关系基本协调，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一句话”就是，在三个基本的前提下，人民内部的各类关系和矛盾，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集于一点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人民内部的各类关系和矛盾趋于紧张和复杂，存在某些不安定的因素、不和谐的隐患，影响了我国社会健康、协调、和谐地发展。关于存在的问题，我概括为九个方面，即社会差别、贫富差距和社会贫困、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流动、社会救援、群体性事件、少数干部腐败和官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思想政治文化相互激荡、民族宗教的冲突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对前五个问题展开分析，后四个问题就点到为止。
第一个问题，社会差别问题。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呈继续扩大的趋势，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表现。首先，表现在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持续拉大。从长远来看，实现财富增长最大化和分配公平化这两个原则的有机结合，是构成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标准。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就是要把蛋糕做大，追求分配的公平化就是要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是前提，蛋糕分好是基础。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在我国历史上，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意思就是说，不怕东西少，就怕分不均。我国封建社会，有文字记载的，因严重分配不均、两极分化而引起的农民起义达几百起。严重的甚至可以使当时的封建王朝发生崩溃。因此，保持分配的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26年，打破“大锅饭”是好事，因为有了差距才有竞争，有了竞争才有动力，有了动力才能发展，消灭差距，一平二调是万万要不得的。但是，当前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持续拉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上。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47：1，到了1984年缩小为1.7：1。因为1978年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当时城里人很羡慕农村的万元户。1984年以后，城市改革开始后，城乡差距又开始向拉大的方向发展， 1994年是2.61：1，到了2003年达到3.23：1。实际的差距可能比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要大。因为，城市居民的主要收入是现金收入，还有很多灰色收入和其它方面的收入没有计算在内。农村的收入基本是实物估算，这就有很大的水分在里面。我是山东人，90年代末期的时候回家，我问家乡的亲戚：你们的收入能不能算准？他说：我们的收入就像橡皮筋，可以拉大也可以缩小。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我说怎么说呀？他说：比如说希望我今年的收入统计大一些，那么老母猪怀的崽就可以统计成钱，不管能下出来多少、活不活、反正按10个崽算。一个猪崽50元钱，那么500元钱就计上去了。所以，农民的收入是有一定水分在里面的。现在，很多专家估计实际的差距在5—6倍，可能会达到6倍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主要是农民的负担过重，收入增长缓慢。从1997—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连续7年没有超过5%，2002年最高增长了4.8%。2004年，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增收难的措施，增长才达到了6.8%,这是8年以来农民增收最高的一年。但是，即使这样，城镇居民2004年的增收值是7.7%。从这个比例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开的问题并没有根本扭转。城镇居民本身、农民居民本身、不同地区居民本身，同所有制职工本身、不同行业员工、职工本身收入分配差别也在全面的拉大。这说明，分配问题还存在一定的不合理的地方。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脑体差别、行业差别等社会差别也在拉大。主要表现在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这两个问题上。区域差别，这里有一组数据，从全国经济总量的比较来看，1980年，东部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0%，中部占30%，西部占20%。到2004年，东部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58.5%，中部占24.7%，西部占16.8%。由此看来，东中西的区域差别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去年，我带了90多个中青年后备干部到日本去考察，日本最富的东京地区和最落后的北海道地区的差别就是1:0.7。他们说这个差别是日本最大的地区差别，但是和我们现在的差别相比还是比较小的。区域差别说到底，还是城乡差别问题。我国全国农村60%以上的贫困人口在西部，有2000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所以说区域差别说到底还是城乡差别。城乡差别，这里也有一组数据，2002年地级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5%，它的GDP占全国GDP总数的63%；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它的GDP只占全国的15%。所以，区域差别说到底还是城乡差别问题。城乡差别拉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指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别和经济总量的差别；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差别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上。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城市发展存在一种不对称的生产和生活形式。一方面是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位驻欧大使说：中国一半像非洲，一半像欧洲。像非洲这一半是农村，像欧洲这一半是城市。现在城乡差别在持续拉大，城市规模急剧扩张，房地产迅速开发，使相当一些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农村出现地理衰竭、生态退化、劳动力素质下降的现象，权力和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村居民在就业、社保、教育、卫生、文化、福利、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差别特别明显。现在，70%以上的财力投在在教育、卫生上的，全在城市。城乡受教育的年限相差6年，城市是13年，农村不到7年。就全国农村来讲，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有一个比较成形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在改革过程中流失了。所以，相当一部分农民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民怕得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病破产，甚至因病全家自杀的极端现象都时有发生。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程度不同的在拉大，已经成为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合理协调、分配城乡、区域等社会差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紧要问题。
第二，贫富差距和社会贫困问题。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区域扩大，社会贫困问题突现，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社会差别拉大的结果必然带来贫富差距拉开，社会公平是社会进步与和谐的重要目标，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是否合理，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贫富差距过大导致两极分化、社会动荡，执政党就会丧失人心。我们从印度政局变化来看贫富差距太大所造成的危害。国大党是印度的百年老党，甘地执政45年，解决了印度两大问题，一是取得了印度的独立；二是推动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可以说这个党还是有一定的政绩，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公平这个重要目标，分配极端不公，两极严重分化。在他执政的后期，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以下，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达1个多亿，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央党校教授去印度后回来说，印度是个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国家，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贫民窟；一边是美国的高档汽车在街上跑，一边上乞丐拉着牛在街上走（街上到处牛和乞丐）。正因为这样，引起了人民强烈不满，印度政局发生了第一次激烈变动，印度人民党取代了印度百年老党印度国大党。印度人民党执政6年， GDP年均增长6%，特别是IT产业发展很快。但是在公平目标的实现上也忽视了。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占人口65%的农民被忽略，80%人的利益和实惠得不到满足，3.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时候，印度国大党甘地夫人又打出了面对穷人和社会公众的口号，要求解决民生问题，解决贫困问题，获得了穷人和农村选民的支持。反过来，又取得了政权。所以，6年以后，印度政局又发生了第二次激烈变化，印度国大党再次取代印度人民党。这就是世界政坛上所谓的“用泥块打败鼠标”的例子。这说明，就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来说，没有贫富差距是不现实的，但关键的是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程度。衡量贫富差距是否合理，通常有三个指标，第一叫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从0—1的一组数据。0意味着是完全平等的，1意味着是绝对不平等，完全平等的社会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就没有过，有人说，原始社会是平等，实际上原始社会也不是完全和绝对平等的。在第一线打猎的壮劳力，他分得的食物就比后面的老人和孩子分得的要多，而且趋向于完全平等的社会是没有发展动力的。因为干多干少是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全部是平均主义大锅饭，谁都不干活了。绝对不平等的社会，老百姓要闹事，要揭竿而起，与其说饿死，不如揭竿而起。所以，完全平等和绝对不平等的社会都是不可取的，0和1这两个基尼系数都是不可取的。现在看来，在0.3以下这个系数以内，从国际评论来看较好，就是有一定差距，有一定动力，还比较和谐。0.3到0.4之间，这个基尼系数就已经向着警戒线发展，0.4叫着警戒线，到0.6就往横向发展，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就绝对不平等。我们国家，1988年基尼系数是0.341，1978年以前是0.16，很低的，这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到2000年，基尼系数已经发展到0.417了。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现在已经达到了0.5以上，但这个数据并不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所以我没引用。但至少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警戒线以上，世界银行测算，近5年以来，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第二个叫欧西玛指数届，也叫五分法。就是把全国的人口分成五等分，五分之一最贫穷的，五分之一次贫穷的，五分之一中间的，五分之一次富的，五分之一最富的，然后看每一等分的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我国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占全国总收入的4.27%，我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占全国总收入的50.13%。就是已经一半以上了。美国是46%左右，还不到一半。那么从这个欧西玛指数统计数据来看，就是我们国家的总体贫富差距向两个极端的方向移动。第三个是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的对比数据，10%的最高收入户和10%的最低收入户的差距。就城镇来讲，1998年是3.09倍，到2000年是5.02倍。农村1998年是4.8倍，到2000是6.5倍，两年就拉大1倍以上，这个速度是比较快。贫富差距过大的直接后果是两个：社会贫困问题突现、社会公平问题突出。中央党校对学员作了一次问卷调查，问：2004年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43.9%的人回答是收入差距；24.3%的人回答是社会治安，8.4%的人回答是腐败。所以解决贫富差距、贫困问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问题。
第三，社会成员分化和流动问题。阶层、阶层发生新的分化，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了。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构成结构重组，呈多元化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第一，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组成发生深刻变化，领导阶级内部关系多样化。由于工人阶级各个成员所处的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不同，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待遇不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职业、不同企业的工人在收入分配上拉开了差距，在各方面形成了一定差别，工人阶级内部的关系多样化。前几年，我到一个生产搪瓷盆的企业，这是个老厂，实行一厂两制，就是说一方面是公有制的，另一方面已经变成了合资企业。开座谈会的时候，有一父子俩。父亲讲：我们厂30周年厂庆的时候，奖给我一个大茶杯，上面写着“艰苦奋斗，勤俭建厂”，而我儿子在实行改制的车间里，庆祝改制一周年，发了2000元奖金。他说，回家以后，老伴对我和对我儿子待遇就不一样。这样一个小例子说明什么，工人阶级由于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待遇问题，它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特别是当前，直接担负物质生产者、直接在生产第一线的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很值得我们注意。就拿煤矿工人来说，中国煤产量占世界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但我们煤工人的死亡人数占世界的五分之四，是世界安全纪录最差的国家。中国每1万吨煤死亡率比俄罗斯高11倍，比印度高15倍，比美国高182倍。去年，我到辽宁抚顺去调查，有两个现象让我十分震惊：一个是抚顺的城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坑（露天采煤），我站在坑上面往下面看，30吨载重的汽车就像一个小火柴盒那么大，你看那个坑有多大。另外，又看到10万工人住的是解放初期的工棚，都失业了。他们说大同有一次来招500名矿工，月工资就1200元钱，居然有16000人报名。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一部分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第二，农民阶级发生新的分化、组合，农村居民内部关系复杂化。多数农民成为实现土地个人承包的农业劳动者；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由农民工组成的新的工人群体。我们都称之为“农民工”，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底层。2005年2月，新华社记者有一个抽样调查，发表在《每日建议》。这个抽样调查是：80%的农民工全部生活就是劳动加睡觉，没有任何的文化生活，除了干活，就靠睡觉打发剩余时光。有一个工地，1千多人只有一台电视机。几百人的工棚只找到了一本翻烂的《神雕英雄传》。。一个干了20年的农民工，身边只有一个伴随20年的行李装。72.5%的农民工都有不同程度的被拖欠的工资。由此看来，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将近1亿人左右的农民工，怎样正确地考虑他们的生活和生产，考虑他们的待遇，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三，非公有制企业主阶层，作为雇主和员工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第四，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像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还有其他一些自由职业者。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既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同时与原有的阶级和阶层也存在一定差别。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把对各阶级的分析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提出来，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因为有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才建立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科学地分析我国当前社会成员的构成结构，正确认识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新变化、新分化、新组合、新矛盾，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处理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首要问题。
第四，社会就业问题。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供求矛盾紧张，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直接表现。主要表现在：(1)就业压力增大。我国13亿人口，年龄15—64岁的劳动力是9.09亿，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总数3个亿以上。“十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失业人员1300万，每年有2300多万人需要安排就业。那么，我们每年能解决多少？从2004年来看，新增的就业岗位900万，还剩100万新增劳动力解决不了，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只能安排500万，还剩800多万，再加上新增的，每年都会有2300多万人的就业压力。(2)失业问题比较严重。城市登记失业率2003年是4.3%，2004年预计4.7%，实现4.2%，降低0.5%;2005年预计失业率控制在4.6%。我用的是登记失业率，这和实际失业率是有很大的差别。去年我到东北一个城市，问他们的失业率有多少？他们说：你问的哪一家统计的数据？我们有统计局、工会、人事局，还有发展改革委的，这几家统计的数据都不一样，各有各的口径。可见，城市失业率远远超过统计失业率。民政部2001年社会保障白皮书披露，1993年我们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5%，1998年达到8—9%，2000年接近10%。这是民政部的。专家、学者认为，现在已经接近12%。这个失业率对于我们来讲，是个相当大的压力，人民大学有个教授，作了个德尔菲失业风险调查，他认为，当失业率达到7.3%的时候，我国就进入了失业警戒线，达到9.73%就进入社会风险期。从失业角度来看，我国正处于社会风险期。（3）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我国农村劳动力4.9亿，现有耕地只能容纳1个亿左右，乡镇企业可以安排1.33亿，到城市打工9900万，还剩富余劳动力1.5亿人，这1.5亿是些什么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是既要饭吃，又读了高小以上，还没活干的大姑娘、小伙子。由于耕地逐年减少，全国约有3400万农民失去土地，到2030年，我国计划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就意味着还有1亿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加在一起就有2.5亿。有的农民讲，我们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有的农民讲：土地拆迁，是富人得票子，官员得帽子，农民得条子。我们过去是种田的农民，现在成了无地流民，进城又成了无业的游民，这对和谐社会来说，也是个非常不安定的隐患。理论界有一种说法：提高就业率，就是最大的社会稳定和和谐。当然，这话说得有点过头了、严重了，但至少说明了就业问题对社会和谐稳定的极端重要性。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率，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紧迫问题。
第五，群体性事件问题。这些年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几年来，我们党校进行研究式教学，就是围绕一个重大问题，学员和老师联合形成研究组、课题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社会群体问题是很多学员选择的重大问题。我认为，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这么几个方面：（1）群众信访和上访大幅上升。目前我国正处在信访和上访高发期，有人形象地比喻为“信访、上访洪峰期”。信访、上访洪峰增多警示社会矛盾日趋积累。2003年1—7月份，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群众来信686万件，与2002年同比上升16.1%。在群众上访中，不光是信访，群体上访也急剧上升。2003年1—7月，国家信访局接待群众来信37104批，接待群众来访37104次，83295人，同比上升123.7%、124.7%。接待群体上访1836批次，30095人，同比上升174.4%、144.8%。这都是很惊人的数据。在上访中，有一个苗头叫越级上访，逐级升级。上访的焦点向中央机关集中，现在是县级机关上访下降，中央机关上访急剧上升。2003年1—7月，在北京重点地区聚集上访人数达6.3万人。其中到天安门、中南海、玉泉山敏感地区上访的达1.6万人，是近年最多的一次。（2）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1994年—2003年10年间，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达17%。1994年1万起，到2003年达6万起，增加5倍。2004年1—8月份，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比同期上升38%.，参与人数上升32%，全国六大区，最大的是华北地区，上升82%。(3)参与主体趋于多元化,组织化倾向趋于提高,行为方式趋于激烈。(4)引起的原因基本上是物质经济利益问题。(5)引发、激化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性因素增多。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同“民运”、“法轮功”、“东突”、“藏独”、“台独”等敌对势力进一步勾结合流，使得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复杂。总之，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势头在发展，可资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的机会在增多，对稳定和谐的危害在加大，积极预防、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严峻问题，这是我分析的五大问题。后四个问题我就不展开了。
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科学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有一个清醒地认识，牢牢把握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
（一）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今天要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因为，目前所处的矛盾错综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类社会矛盾激化和紧张，需要我们加以协调和解决。这里面必须理清一个认识的误区，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这么快，矛盾和问题会越来越多呢？邓小平早在1994年就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发展起来的问题，比不发展的问题还要多。不发展的时候就是一条路，死路一条。发展起来以后，富起来以后，蛋糕做大以后，问题反而会多了。就像一个人，当吃不饱饭的时候，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饿。当吃好了，生活好了，各种病就来了，什么糖尿病、脂肪肝、肥胖症，等等，就是发展起来的问题比不发展的问题要更复杂、更多。今天，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各类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逐渐复杂和激化，需要我们加以协调、解决。也就是说，正因为有矛盾，才要和谐；正因为要和谐，才要协调矛盾。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化解矛盾，正确协调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类矛盾。怎样才能协调好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呢？领导干部一定要掌握好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认识和正确地把握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核心的东西就是要掌握对立统一的观点。列宁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就是矛盾，统一就是和谐，对立、统一就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求得社会的和谐。所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就是要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和处理社会问题，来构建和谐社会，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同志有本书：一本叫《矛盾论》，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中国社会的矛盾，进行了精辟地科学地分析，得出了中国革命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一本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得出了一定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天，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这两本书，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有三条，就是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没有矛盾和问题是不可能的；矛盾是事物存在的普遍规律和根本法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和动力，也就是说，只有解决矛盾和协调矛盾，你才能前进；要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也就是矛盾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今天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类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用这三个观点来看，矛盾不存在有还是没有的问题，也不存在好和坏的问题，无所谓有矛盾，也无所谓没矛盾；无所谓好矛盾，也无所谓坏矛盾。矛盾是肯定有的，关键就是矛盾解决了，就是好事。矛盾不解决，就是坏事。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不是否定矛盾，而是强调社会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求得统一。
如何妥善处理各类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在中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经验教训表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斯大林领导苏联，1936年就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那么怎样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区别和处理这个矛盾？斯大林的回答是错误的。斯大林当时有两个根本对立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根本不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有矛盾，另一个观点，就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扩大化，变成阶级斗争了。他提出一个左的观点：社会主义进展越大，剥削阶级残余进行斗争就越尖锐。阶级斗争一端在苏联，而另一端在资产阶级国家，把国内的矛盾统统归结为国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派的间谍、特务打进来的结果。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否认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阶级斗争。所以，斯大林在苏联搞大清洗、大肃反。结果是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最终造成苏联社会各类矛盾积累激化，直至解体的一个深沉的原因。
——我国的经验教训表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普遍建立起来，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成为全社会范围内的全局性问题。这个时候，国际上发了一些事情，一个是赫鲁晓夫召开苏共二十大，彻底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爆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同时，这些思想混乱发展到我国。1956年冬到1957年春，我国新的制度的刚刚建立，新的矛盾不断产生，问题不少，再加上国外的赫鲁晓夫引起的思想混乱，使得当时也发生了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大约有1万多名工人上街罢工，1万多名学生上街罢课。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觉得应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到了一个重要议事日程。1957年2月他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文章。但是，毛泽东本人在后来的实践中，恰恰背离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1962年搞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78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使国家进入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阶段。
——处于社会发展风险期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高度重视协调各类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和谐至关重要。从各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的时候，发展和矛盾同时存在，增长和问题交织在一起，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是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期。为什么呢？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带来利益结构的变化。一些人的利益满足了，一些人的利益受损了，引起心态不平，就会使矛盾加剧，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如果不处理好公平分配这个问题，就肯定会使利益均衡的天平发生倾斜，出现问题。在国际上有一种叫拉美陷阱、拉美病的拉美化现象，就是指拉美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为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动荡的状况。从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像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家，80年代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期，阿根廷1991年—1992年分别实现了10.6%和9.6%的高增长。巴西的人均收入2001年已经达到了2957美元，墨西哥达到6200美元，阿根廷达到7416美元，发展都很快。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蛋糕做大的问题重视了，但对蛋糕分好的问题忽视了，使得失业率持续攀升。2002年拉美地区失业高达9.6%，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整个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已达到2.27亿，使得拉丁美洲社会动荡。到20世纪末期开始激烈动荡，爆发了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巴西的农民运动，阿根廷的拉路者运动，秘鲁、危地马拉、波力维亚等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墨西哥有一个革命制度党，1929年—2000年，连续执政71年，使墨西哥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到2000年12月，墨西哥在世界GDP排名已经达到13位，经济增长率达到7%。墨西哥有9700万人，4600万处在贫困线以下，2400万为持平，300个家族拥有全国50%以上的财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了。由于对国内的分配问题和各种问题处理失误，使得社会发生了激烈动荡，爆发了墨西哥南部山区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使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12月丧失了政权。这说明，在社会发展风险期，高度重视协调好各类矛盾，维护好社会公正，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是至关重要的。
（二）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只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协调好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才能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马克思主义与利益问题
利益问题可以说是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有一句名言：人民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系。列宁指出：利益可以引发、震动每个人的神经。可见，利益的重要性。利益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利益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角度，利益协调也是马克思主义处理现实生活各类矛盾的重要方法.什么叫利益、什么叫利益矛盾，怎么处理利益矛盾。在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需要，简单来说，就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凡是活人都有需要。需要什么呢？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物质条件。这些基本的物质条件满足以后，他还需要精神生活满足，吃饱饭了，就要找对象，就要生孩子，有了对象，有了孩子，又要房子。有了房子以后还要电视，还要汽车。还要看电影，看戏。这些需要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必然要求。“需要”这两个字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反映了人对客观事物的依赖关系。比如说我吃馒头，我就会对馒头产生依赖关系。也就是说人离不开食品、离不开食物。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利益。什么叫利益，利益就是对需要的一种分配关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吃面包，我和面包就是一种对面包的依赖关系。我需要面包。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恰恰不是一个人对一个面包，是几个人对一个面包，这是现实生活。当几个人同时吃一个面包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来分配这个面包，如果不分好这个面包，这几个人就会为这个面包而打起来。所以，利益实际上是人和人对物质需求对象和精神需求对象的一种分配关系，对面包的一种分配关系，这种分配关系就叫利益。利益实质上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分配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既然是一种关系，那么人和人之间在利益问题上就会有差距，有了差距就会有矛盾。这个利益矛盾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东西。有了利益矛盾，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掌握好如何协调好这个矛盾，矛盾协调好了，它就是发展的一个动力。矛盾协调不好，就会变成一种破坏社会的破坏力。所以，利益协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重要的是要搞好利益协调和利益均衡。
２.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特点
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是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对的利益矛盾，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是根源性，就是人民内部的一切矛盾都产生于利益，都跟利益有关，都可以从利益问题找到矛盾产生的根源。第二是主导性，就是人民内部在利益问题上所发生的矛盾左右各类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是群体性，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往往以利益共同体的形式来出现。利益要求差不多，就联合在一起，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这种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变成社会的激烈动荡和冲突。
３.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不能用对待敌我的利益关系来处理，不能用革命、剥夺的办法，而必须是用协调的、均衡的办法来解决的。
（三）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
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关系，在这里面，有三个要点。
第一，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一切人民内部矛盾，最终都集中在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人们都会把意见集中在执政党、执政党所管的政府身上，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握住领导与群众这个主线。
第二，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主导方面在于领导。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领导是错误的，群众是对的。矛盾的主导方面在于领导改正自己的错误。当领导是正确的，群众是错误的，主导方面也在于领导，在于领导没有及时做好工作。所以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就责任来讲，主导方面在于领导。这个主导是就责任而言，而不是就是非而言。就是非而言，也可能领导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就责任而言，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主导方面在于领导。
第三，当前，领导与群众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少数领导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上。
（四）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和激化现象
从总体上看，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变为对抗性的，出现严重的对抗和激化现象。什么叫对抗，对抗就是矛盾所采取的一种外部冲突的解决形式。对抗是矛盾的解决形式，并不反映矛盾的性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以炸弹为例，说一个炸弹在没有爆炸的时候，矛盾的双方共存一个统一体。当激火装置被激着的时候，炸弹爆炸了，矛盾采取了外部冲突的形式，外部冲突的解决形式，就是对抗。什么叫对抗性矛盾，就是本质上是对抗又不得不以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的矛盾，敌我矛盾，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对抗性矛盾，是对抗性的，只有用战争的办法把它赶出去。什么是矛盾的对抗形式，就是有些矛盾本身不是对抗性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但有可能出现对抗的形式。比如说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有可能出现群体性事件，人民群众上街反对自己的政府。这叫矛盾的对抗形式，所以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有可能采取对抗的解决办法，这关键看我们怎么处理、把握。
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会发生对抗和激化？原因有五(1)必然原因，就是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有一些本身就是对抗的矛盾存在。比如说领导中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和人民之间的矛盾.(2)必要原因，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有一些是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比如人民群众中腐朽的落后的剥削阶级思想同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阶级斗争的现象，但在人民内部又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人民内部发生一些矛盾的时候，有可能一些群众的落后思想被少数坏人利用，变成对抗性矛盾。(3)重要原因，就是矛盾可以转化。对抗可以变成非对抗，非对抗可以变成对抗，人民内部矛盾还有可能变成敌我矛盾。(4)客观原因，就是各种矛盾，对抗的、非对抗的，阶级的、非阶级的，人民内部的和敌我的交叉在一起形成复杂的矛盾局面。(5)主观原因，就是领导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处理不当，警惕不够，使本来可以解决的矛盾激化，使本来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变成敌我矛盾。
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和激化会形成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的矛盾对抗和激化现象。处理好各类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要把握好三个问题：第一，人民群众参与的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不能采取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这类事件。第二，对每一个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具体原因加以认真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第三，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这么一段话，为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思路，他说：“坏事可以变好事，事件发生后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不能草率收兵，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决不能掉以轻心，要分清楚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问青红皂白，把一切错误归咎于群众，助长领导的官僚主义，一是看不到群众的错误倾向，对少数坏人失去警惕，要做好工作，满足群众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要求，适当地处理好各种问题，要把群众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同时，对少数触犯刑律的给予必要的制裁，要以事件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特殊手段，采取各种措施来消除不安定因素。”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一定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要有一整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一)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不同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
1．经济的方法,就是用经济的手段和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得失矛盾。得失矛盾就是利益矛盾。毛泽东同志提出要用经济方法来处理好人民内部的利益得失矛盾，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解人民内部的得失矛盾。
2．民主的方法,就是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而不是压制的、强制的、专政的。民主的方法在今天除了说服教育之外，还应该加上一个法制的办法，就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纳入法制化的解决轨道。
3．综合的方法。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纠合在一起的，只有把经济手段、民主手段等各种手段综合起来,才能解决好人民内部的各类矛盾。
4．改革的方法。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奠定物质、精神和制度保障。
（二）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针。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重要的是使党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真正把人民利益作为我们制定各项政策、措施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在当前要着重解决好分配、就业、差别、贫困、三农、少数干部腐败等突出问题。要针对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土地征用、司法不公等问题，抓紧建立相关法律，加以解决。
（三）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任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做大馅饼和分好馅饼的关系。
1．资本主义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经验教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发明，但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两重性。积极的一面：可以比较好的配置各种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效率。消极的一面：就是带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在发展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历史中，既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又尝到了市场经济的苦头。甜头就是形成了今天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创造了像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大国，出现了今天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效率非常突出的现状。苦头就是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到现在，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吃了不少苦头。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过分关注效益，忽视公平，资本主义两极严重分化，这是马克思当时写《资本论》的一个社会的客观条件。《资本论》就是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内在矛盾激化的一种理论反映。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断追求经济效益，爆发了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陷入了两极极端分化、矛盾激化的状况，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当时毛泽东同志讲：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二战以后，社会主义讲公平，资本主义看上去毛病就比较多。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开始考虑：如果再不作一些改良的话，就导致资本主义灭亡。所以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对它的市场经济的体制进行改良，拿出高额利润的一部分作二次分配，推行了当时的遗产继承税、高额累金税，建立了完善的二次分配的体制，形成了社会保障体制，培育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所以现在资本主义的矛盾缓和了，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革命的形势，因为它基本上通过把馅饼稍微分得好一点，让矛盾缓和了。但问题解决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又出了新的问题，效率问题又提出来了。我去年到日本，日本的一些老人就说：现在日本差别太小了。我说小到什么程度？他说像小泉这样的高级公务员首相跟低级公务员的差别都不大，所以最后小泉连养老金都不愿意交啊。整个日本社会现在趋于平均化，带来的结果是：年轻人不愿意干活。像西方的高福利国家瑞典，“三高”：高税收、高工资、高福利。从摇篮到坟墓一生都享受社会保障。但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二是老百姓不想干活。从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来看一定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2．效率与公平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今天是公平的，明天就不见得公平；在这个国家是公平的，到那个国家也不见得公平；在这个阶段是解决效率，到下个阶段也就可能解决公平。效率与公平是存在矛盾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为了求得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一些公平，拿公平作代价，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效率解决到一定程度，如果不回过头来解决公平就会走到另一个角落，带来两极分化，引起社会严重不公，最终还会损害效率。所以效率与公平最重要的是既要讲重点论，也要讲两点论，也就是说既要注重效率，又要兼顾公平。市场注重效率，主要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政府要注重公平，如何把蛋糕分好。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3．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应用，要从实际出发。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必须解决温饱问题，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公平问题就会突出。当前就我们国家的现状来看，平均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两个问题同时出现，但是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逐步突显出来了。我们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当家作主，这从根本制度上解决了大公，在这个前提下，当前存在的分配差距问题，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大公前提下，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好地把它解决。邓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要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方法、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突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是解决公平问题的时候了，但是解决公平问题，首先还要把握一个前提，就是还要继续把蛋糕做大。一定要在坚持效率优先，把蛋糕做大的前提下，集中力量，突出地解决一下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
4．当前收入分配上的主要问题有两点：一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中非常态收入突出。就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它是讲效率的，按劳分配，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再是按要素分配，谁投入的资金、经营、技术、生产要素多，谁就应该拿的多，在初次分配领域中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这两个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但是现在还没有真正落实。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群众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关键问题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由于市场经济秩序不健全，很多制度和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在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尚未完全落实的前提下，我们有很多的非正常收入出现了，比如：黑色收入（偷税漏税、贪污腐败、投机倒把、钻各种漏洞），灰色收入（打擦边球）。老百姓对真正的合法致富、劳动致富、经营致富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这块非常态收入分配，大家意见比较大，心态不平衡。在收入分配上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使差距拉开以后，真正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没有任何资产、技术（比如残疾人）就会陷入贫困，或者是一部分已经年老的退休老工人，或者是一部分失业的人也可能收入下降。所以在二次分配领域中，要实行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就是真正建立一种保障性的长效机制来对这部分人进行失业保障。建立这么完善的社会体制，你才能使二次分配解决好公正问题。在此，我提出三条措施解决这个办法。首先，要在坚持效率优先，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的同时，努力兼顾公平、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既要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正常收入造成差距，还要着重解决好再分配的社会公正问题，保障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解决好初次分配合理问题。二是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解决好再次分配问题。三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好保障性社会收入分配到位。
（四）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
首先要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再是建立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就是橄榄形，最富的和最穷的是少数，要保持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而不是两极分化的葫芦形。三是要把利益均衡的分配结构和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制度化。
提高领导干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能力，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要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
最后，我用苏东坡的一段话来作结束，苏东坡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之者名为治平之世，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他讲的意思是，天下的祸患最不可治理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而实际上是深藏着不可预测的忧患和隐患。坐在那里光看着它发生变化，越变隐患越大，而不想办法加以解决，恐怕会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在今天，我们改革开放的新的进程中，当我们发展起来的时候，当我们把蛋糕做大的时候，问题和矛盾也就接踵而来了，这对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要出来的，没什么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看到这些问题而不加以处理。构建和谐社会，就一定要把各种不和谐隐患和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
（本文根据报告录音整编，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构建和谐社会 促进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培林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过程
十六大报告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六个具体的社会发展目标：“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报告对“社会更加和谐”没有展开论述，但是长期从事社会发展方面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历次党和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和谐”这个词来描述社会发展的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作为党的五个方面执政能力之一提出来，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为什么呢？因为这与广大人民群众当前所关注和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今年2月19日，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更加系统化了：相对于物质文明来说，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政治文明来说，就是要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相对于精神文明来说，就是要建立先进文化体制；相对于和谐社会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体制。从十六大报告里的一句话到现在，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我们全社会的一篇大文章。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过程和当年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过程有很大的不同。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虽然历经了一个充满曲折和争论的阶段，但是有充分的理论准备。而和谐社会这个题目的提出，对理论界、学术界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应当说还没有一个非常系统和周密的研究成果。所以，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新的课题，要大力开展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加强对社会结构变动情况的研究，加强对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变化的研究，加强对社会稳定工作的研究，同时还强调要在理论上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研究。这个建设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建设理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建设思想以及国外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所依据的一些国内外经验教训
首先，我们建国初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建国初期，比如从1952到1957年，我们的发展速度非常快，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急剧增加。对此，党内是有共识的，所以八大提出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专门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强调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针对和平建设时期和战争时期不同的矛盾、不同的特点，应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改变了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在实践中走上了一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路。等到1978年我们重新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弯路。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发展的关键时刻正确认识形势、判断形势、抓住主要矛盾，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应当说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其中也发生了一些大的事情。比如，由于突如其来的“八九”政治风波，我们付出了比较沉重的经济代价，经济发展一度也跌落到比较低的水平。再比如“非典”。“非典”告诉我们，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潜伏着一种新型的社会风险。这种风险和传统的社会问题不一样，因为它的起因很不确定的，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这种风险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经历过，在其它的领域比如金融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风险。所以说，要保证一个经济社会的长期的、稳定的发展，必须研究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新形势、新问题。
第三，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阶级矛盾很突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打碎国家机器，用革命的办法来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很大。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政府委托学者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保险和服务的贝弗利奇报告，这个报告至今仍在影响着欧洲的整个社会政策，也就是说大部分用于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都是根据这个报告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建立起来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的新政，除了振兴工业、复兴农业以后，还包括各种社会保障、社会紧急救助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政策方面的转向，对于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保证社会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内仍然以一定速度继续往前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的地位，纷纷走上了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道路，但是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改变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整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拉美和东亚两个地区的发展成果引人注目。在70年代上半期，拉美和东亚两个地区同时达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水平。但是在80年代以后，这两个地区分别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增长模式，由此出现了巨大的发展结果上的差异。东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解决了就业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以致今天的新加坡和香港的GDP已经达到了2万多美元，韩国和台湾也达到了1万多美元。但与此同时，拉美这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过分依赖外国资本，以致债台高筑、贫富悬殊、城乡差别巨大，在很多年份里不但不增长还出现负增长，到了今天，这些主要国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发展成果，但是人均GDP仍然在4000到5000美元这个水平徘徊。原来在同一起点上的国家，最终出现了这么大的发展差距，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快速的产业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变化，政治体制也需应对各种新的挑战。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新形势
1、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
首先，产业工人的队伍空前壮大。阶级阶层结构的最大变化是产业工人的队伍空前壮大。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产业工人由1亿多增加到3亿多人。也就是说，过去的产业工人主要以国有企业工人为主，在整个劳动力构成中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技术、文化和待遇层面。而今，国有企业工人从过去的8000多万减少到现在的4000多万，集体企业工人从过去的2000多万减少到现在的900多万。与此同时，城镇私营和个体企业的雇工达到了5000多万，还有一块最庞大的就是农民工，全国达到了约2亿人。从数量上看，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个主体，但由此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农民工进城发挥了产业工人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农民工这种新的成分的进入，也使产业工人在整个阶级、阶层的位置有所下降。
其次，加快了社会流动速度。在国际上，社会流动的频率是检测社会活力的重要指标。当前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是一种积极的变化。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使社会充满了活力，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如何进行社会管理的新问题。
其三，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现在随着职业结构的变化，各种新的社会职业阶层不断涌现，如人们比较关注的私有企业主已经达到了770万人，注册资金在亿元以上的达到了1100多人。但是这种阶级、阶层的变化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纳为三大关系：贫富关系、劳资关系和干群关系。在贫富关系方面。各种测算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一直在不断地扩大。中国现代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在向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分层结构转变，难点还是在农村。农村问题不解决，全国的收入分层结构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劳资关系方面。劳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大量转制，劳资矛盾也变得突出起来，尤其是集体劳资事件的增长速度非常之快。劳资矛盾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很正常的，客观上说中国很难避开这种矛盾，关键是要建立一种化解这种矛盾的制度化的渠道。在干群关系方面。近几年来干群之间的矛盾也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进行了多年的关于社会变迁的调查。在调查里有一个问题问：改革开放以来哪一个群体受益最多？在过去的很多年份，市民认为受益最多的都是私有企业主，个别年份是演艺人员排在第一位，但在比较新的一份调查中，党政干部排在第一位。我们专门找了很多各地的干部座谈来了解原因，大家说这种看法是有可能的。一方面原因，公务员的工资和待遇在同一级别同一年龄里面很多地方超过了一般的企业，而且企业的就业社会保障变得不太稳定。另一个方面原因和腐败有关系。干群矛盾不仅仅是素质、道德等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也是体制方面的问题。
2、城乡和区域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数量从改革初期的19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660多个。城市的发展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比如缺水问题、污染问题、能源供给的紧缺问题、交通堵塞问题等等。但是这些问题比起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来，还不算是什么问题。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乡村。我们改革开放最初的若干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快速的。从1978年到1984年，全国城乡的差距还是缩小的，因为改革从农村开始，首先获益的还是农民。从1984年到1996年，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拉开。最严重的是在1997——2003年这6、7年中，农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不到4%。
3、人口家庭和就业基本变化。
2005年初，我们的人口达到了13亿人。计划生育政策起的作用是少生了3亿多人，节省了23万亿的社会抚养费用，但发展中的问题就是孩子比我们预想的减少得还要快。相比较来讲，在这种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比重较大，孩子和老加起来比重下降，总的社会负担在下降。这种结构的形成是不是一个机遇，关键要看能否解决就业问题。我们在面对就业问题的同时，还要面对老龄化问题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我国现在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只能覆盖城市里的一部分，整个社会还没有一个普遍的养老体制。这些年来，结婚率在不断降低，婚龄都在推迟，但是离婚率相比之下却不断上升，而且家庭状况的差别带来了地区之间的更大差异，越是城市和发达地区，总的社会负担系数反而越低，贫穷地区总的社会负担系数还高。养老和就业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就业问题为什么变得突出，原因之一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弹性系数在不断下降。原因之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还处于高峰。一直到2015年，不但要解决失去工作的人的问题，还要解决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青人工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问题。就业问题解决的好坏，和一个地区的发展变化是有关系的。毕竟，安居乐业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问题。
4、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
在过去的体制下，几乎每一个人对单位高度依赖，很多社会问题、社会关系都是通过单位的渠道来调解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社会保障的社会化、住房的自由化、就业的后勤服务的市场化，单位的组织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管理问题，即组织通过什么样的形态来管理到每一个个人。本来我们设想，整个社会管理方式要从单位管理方式转到以社区为主的管理方式。现在很多劳动部门、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等都在想通过社区建立起自己一套新的社会管理网络。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又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未来社区管理方式到底是建立居民自治组织，还是政府的派出机构；是用财政供养的办法使其运转，还是由其自收自支；街道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物业委员会之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一种协调关系；等等。
第五，文化和价值观的变化。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步转变和开放，确实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由于阶层和利益的多样化，也出现了价值领域的多样化和价值认同上的差异，特别是近若干年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快。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过去，我们国家没有社会发展规划，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才把名字改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要怎么样发展，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第二，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这么多年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基本上弄清楚了，但政府和社会是什么关系，社会在哪里，社会应按什么样的逻辑运转，社会是否也有一套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市场的规律，还不是很清楚。政府认识到不应该把社会全部包揽起来，从而引入市场机制来管理社会事务，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现在来看这个办法带来很多负作用。社会领域的管理和运行不同于市场，不能大包大揽，也不能完全按照市场那一套去做。
第三，要解决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问题。在改革初期，由于农民首先获益，所以大家对改革有高度的认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干部队伍经过一番曲折以后基本上稳定了；对于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知识分子，根本扭转了脑体倒转的现象；正式提出私有企业主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根本上没有解决好工农群众利益的问题，特别是以种粮为主的农民问题，当然还包括下岗失业人群问题。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应妥善予以解决。
第四，要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问题。
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以效率为主，再次分配以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问题贯穿于整个收入分配过程。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复杂，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影响到我们的发展。
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可以预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制的建立，也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要正确理解它的内涵，需要认识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和谐社会和理想社会的关系。和谐社会并不是要给大家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它和理想是有联系的，但是有很重要的区别。
第二，和谐社会与富裕社会的关系。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一定财富的基础上，建立在相对富裕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和谐的社会相对的是富裕的社会，但富裕的社会并不必然是和谐的社会。要看财富怎样分配，是不是大部分人能分享到改革的发展成果。
第三，和谐社会与稳定社会的关系。安定有序是和谐社会很重要的特征。和谐的社会必然是稳定的社会，但稳定的社会并不必然是和谐的社会。一方面社会稳定要使社会充满活力，还要让一切劳动技术知识焕发出活力，在充满活力的情况下保持社会稳定才是真正和谐。我们的和谐必须要有全民族凝聚力的支撑，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四，和谐社会与公正社会的关系。公平与正义也是和谐社会很重要的特征。公平和正义不是简单的同义反复，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
（本文根据报告录音整编，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来源：市委宣传部网站“理论工作” 责任编辑：胡蕴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