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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永嘉学派与温州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兼谈丽水经济发展的软文化的价值取向

 景宁  潘舸平

    1978年,全国涌动改革开放大潮,到2000年,我国顺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就浙江省整体而言,浙江依托人杰地灵的文化优势,依靠改革开放、艰苦创业,实践着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跨越。

    然而不论是全国还是就浙江省而言,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国民经济发展都离崩溃边缘不远,丽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温州、台州、金华等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上。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全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丽水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全省经济水平相比,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处于欠发达的地位。

    当我们考察经济发展的得失的时候,发现文化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大的作用,一个强大的经济模式的背后都有一个先进的文化力作为其支撑,一个强大的经济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能否突破原有的定式,也取决于其背后是否拥有强大的文化力作为其支撑。换句话说,经济越发达,文化越重要。

    一、地域文化孕育地方特色经济发展模式

    当我们放眼全中国,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文化关系的时候,发现不同的区域文化孕育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就全国而言,青岛和温州是两种比较典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青岛区域经济主要靠大企业支撑。在青岛有海尔、海信等十大集团,他们的贡献占整个青岛经济的50%以上。温州区域经济主要靠小企业支撑。温州有近1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对温州经济贡献率高达90%。相比之下,青岛的民营经济并不怎么发达。

    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青岛有较多的投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后,青岛有了这样的经济与文化的基础,凭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形成了青岛经济发展模式,并以此支撑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文化渊源来看,青岛作为山东的一部分,作为孔圣人的故乡,儒家文化的气氛比较浓,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家还是作为员工的车间主任以及一线工人,他们的政治抱负比较强,尽管他们为企业、为国家创造了数以亿万计的财富,而个人所获得的是与他们所创造的财富极不相称的工资、奖金,却依然志存高远。在这种文化力的支撑下,较多的经济活动可以被少数大企业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即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代替了企业之间的市场协调,这些国有企业从职业经理人到各层次的员工虽然没有自我创业的冲动,却浸染在儒家文化传统氛围中,也就生成了及适应大型企业发展的企业内部行政协调文化。

    与其他老工业基地相对比,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一些老工业基地有较多的投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正因为有国有企业,他们的员工有地方上班、有地方拿工资,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自己创业。他们在各流水线上所生产的零部件,是垄断性配套,即使成本高一点、质量不优,最后也得用上。正是这种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完成组装代替了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完成组装,员工就很少有来自市场的压力。正统的儒家文化的气氛在这些地方又相对淡薄,企业家和员工的抱负相对淡出,计划经济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惰性文化氛围,在改革开发中形成的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使他们产生了脱胎换骨的阵痛。

    而温州则不同,作为海防前哨,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国家对温州投资很少,温州的国有企业也就少。在改革开放之初,眼看着没有大机器、没有大烟囱的温州经济发展就面临着绝境。然而1600多年前就业已形成的永嘉学派对温州人影响深远,使温州人更早地有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激发着温州人为了生存而自己创业的欲求。这种文化使人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和打拼精神,温州人正是以这样的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自发地形成“以商带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征的温州模式的同时,推进了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温州,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众多的中小企业分散进行。大家分工很细。如打火机,一个小小的产品由几百家企业分头生产,有的企业只生产打火机的弹簧,有的只生产外壳,然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因而温州经济是用企业之间优胜劣汰的市场交易代替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在这种竞争性配套体制下,企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创新,不断进取,最终却在市场经济竞争中产生了脱胎换骨的超越。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永嘉学派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务农和经商一样重要;强调实际的经济利益,农资流通的客观存在。

    在小农经济时代,永嘉学派所带来的文化力使温州人首先找到了农商之间等值交换的一种行为准则,在温州人的经济生活中,就演绎出了被外地人认为的“温州人的头发是空心的”。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头发就应该是空心的。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直至现在,温州人所体现吃苦耐劳、勇于创新、勇于创业;温州人模仿力强、渗透力强,敢闯世界、活动范围大;温州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独立性强、竞争意识强,人人争当老板,这都无不与“功利并举”、“农商并重”的思想有关。正是这种思想、精神使温州人脑子里充斥着“无利不起早”、“平安二字值千金,冒险半生为万贯”等朴素的市场观和价值观,正是这种思想、精神支撑了温州乃至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换句话说,“功利并举”、“农商并重”成为了温州经济发展模式的文化精髓,支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温州人正是以永嘉学派文化力为依托,在温州经济模式圈中率先发力,奠定了温州市作为温州经济模式圈的中心地位。

    二、相近的域文化特征推广了温州经济模式

    我们再将视野范围稍作扩大,温州模式经济圈不仅仅局限于温州地域,温州经济模式以其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影响着温州市行政区划外的周边地市以及整个江南沿海地区。

    我们再从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温州模式率先从温州发力,也有其历史渊源。早在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迅猛,出现了大量的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并在抵御外侮、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等斗争中。而以叶适的经济思想为代表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丰富而系统性,所涉及的义利观、本末观、理财观、富民观、人地观、货币观等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突显出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自然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整个浙东地区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相似,整个浙东地区的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的相似,形成了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浙东地区成为了历代实学之渊薮,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正是这种相近的地域文化特片,为温州模式的推广奠定了文化基础。

    永康学派是南宋时期形成的以陈亮为代表的学派。因陈亮为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故有此称。陈亮学术思想无一定师承关系,言论亦多与传统观点不同,在经济思想上倡导“义利双行”的事功之说,并在与著名学者朱熹的辩论中形成了功利主义儒家文化有美国学者专门研究发表专著,认为陈亮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陈亮思想根植永康民心,“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就是古代永康工匠走南闯北、出外谋生的真实写照。正是勤劳勇敢的古代永康劳动人民,铸就了“百工之乡”。现代永康人秉承前人敢闯敢创精神,乘改革开放大潮,着眼于“以产业托市场、以市场兴产业”的中国科技五金城,已经成为全省第六大专业市场,从撤县建市到现在的十多年间,永康实现了GDP和财政收入等一系列重要经济指标“十年十倍”的大步跨越,成为全国百强县市。

    与永康地处同一地域的县级市义乌,同样没有特别的资源优势,却同样有着“义乌商贩走四方”的传统,以相同的文化支撑,建起了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实现人流、物流、财流的大集聚。

    “浙东事功学派”以其强大的文化生命力与活力,从温州发端形成了温州经济模式,同时也带动着其周边地区乃至中国江南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软文化力孕育没有定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包明华认为,一个企业的发展,通常经过三大裂变。第一从家族企业走向公众企业;第二从产品经营走向资本经营;第三从传统企业走向现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认为,温州企业多数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受到资金、规模、能力的限制,就会出现停滞期。

    事实也是这样,在浙江省11个省辖市的GDP排名中长期位居前三甲位置的温州,2002年突然滑落到浙江省第七位,2003年上半年位列全省倒数第二,七八月份更是连续位居倒数第一。进入2004年1月份温州工业总产值居然下降了1.9%,“以商带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征的温州模式发展至此,遭遇到了“天花板”的制约。这“天花板”就是,像皮鞋、低压电器这些温州特色产业由于自身行业的局限,做大的空间日渐缩小,难以有更大、更好的发展,这就是温州乃至于整个浙江发展的“天花板”。思路仍然局限在如何做强做大主业,在行业中如何确保领跑的地位,却忽视了产业本身的局限,就像嵊州的领带、大唐的袜业,这些已经占到世界市场份额超过七成的产业,其产值也就只是几十亿元的规模,要想在自身的行业中更上一层楼,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从2003年开始,一种“整合”的萌动已经在浙江悄然兴起,而温州则成了这种趋势的积极探索者和倡导者。2003年,“温州炒房团”及其挟持的约1000亿元民间游资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上的表现备受关注。“温州炒房团”的异军突起,可以看成是民间游资的一种自发“整合”的行为。2003年奥康集团携温州八大鞋业制造商斥十亿巨资在重庆璧山县打造“中国西部鞋都”,就表现了一种行业内部“整合”的需要。新的构建,打破了行业局限,在最大范围内进行了资源的整合,尤其是品牌的整合,这标志着新的“温州模式”正在悄然拉开序幕。

    财团是一种以金融资本为纽带,集金融、实业、贸易“三位”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必然产物和基本标志。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财团是市场经济第二只“看得见的手”,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国外一个经济学家做过统计,世界上前500家的大企业,没有一家不是通过资本联合或是企业购并发展的,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历程。

     经过小企业大协作阶段后的温州人发现,必须“抱团”才有可能发展壮大,“唯有整合,才有出路。整合资金,整合品牌。”就资本运作而言,阵容强大的多家企业共同投资组建财团,可以突破单个企业资本薄弱的局限,从而有助于温州民营经济进入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无论是从温州企业的整体形象,还是温州经济的前瞻实力看,这种尝试都是一种较好的提升。

    正是永嘉文化这一软文化力,向世人诏示了,温州经济模式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一个没有定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温州一地几乎囊括了“整合”潮流的所有表现形态,新的温州模式正逐渐浮现在水平线上。温州人敢于创新的性格在这样一种潮流中再次展现出了其非凡的特性,做大着温州人经济和品牌温州。

    四、丽水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取向:建构绿谷软文化力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 拉克洪和凯利所认为的:“文化是在历史的进展中为生活而创造出的设计,包括外显的和内隐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和无理性的,在任何特定时间内,这些设计都作为人类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转引自胡潇《文化现象学》第6页)温州人以强烈的脱贫致富的追求,在不同时期对所适应和选择环境的不断地进行了一系列行为的文化设计,使得温州模式得以不断地创新、发扬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求。

    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浙东事功学派造就了温州经济模式圈的经济发展,而在丽水这个地域,虽然处于温州经济圈的包围之中,却依然走着常规化的经济发展的路子。究其原因,应属于文化力的差异。

    在丽水的这片土地上,早在4000多年前,在丽水大地上就有人类活动。遂昌好川大型古文化遗址的80余处大型古墓葬发现,以及1000多件精美的玉石器、丰富的陶制品的出土,被考证属良诸文化一脉。丽水人的祖先们在这深山老林里,硬是劈山开路地生生不息地繁衍下来了,也孕育了古老的剑瓷文化、黄帝文化、石雕文化、畲族文化、华侨文化,以及被称为这片土地的第六文化的摄影巴比松油画文化。

    剑瓷文化、石雕文化相比温州永嘉文化相比较,“主要体现在物器形态上,因此丽水文化的精髓,是利用自然资源并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创造力。这样的创造力很伟大,但是当历史已经发展到新的时代后,丽水人还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创造力阶段,也就是一个能工巧匠的水平上,就远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其他地方了。”(引自《丽水突围》)虽然金庸剑瓷文化“凝翡翠兮聚碧玉,得古铜兮铸长剑。中华古文化,龙泉得其二。瓷剑兼文武,龙泉皆有之”。这样的文化属于一种硬文化,硬文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于其物品本身的简单复制上,其附加值是物与物的相加,而软文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从思想与精神的根本上的创新,温州经济圈的文化与丽水文化相比最重要的是软实力文化的区别。

    缙云仙都黄帝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黄帝五金文化却落户永康成为永康发展的软文化力。畲族人民大杂居小集居,且都居住在深山之中,其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其生活习俗上,未能形成软文化力。华侨文化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精髓,华侨要素回流极大地丰富了青田地域文化特征,作为软实力文化特征却未能发挥出来。摄影巴比松油画文化也是近二十年的事,其软文化力更在打造之中。

    丽水市登记在册的历史文化遗产有1496处,文物点总数名列浙江省各市之首,历史文化遗产涵盖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摩岩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门类。丽水人杰地灵,许多文人与丽水都有着深刻的关系。所有的这些,都未能集约成如同永嘉学派的软文化力。

    正是这种软文化力的先天不足,使丽水人很难突破体制、政策所带来的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丽水的经济始终在农业经济的状态下徘徊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壶镇、茶丰的小五金产业、温溪的纽扣产业之所以不能得以持续发展,是因为软文化力的的缺失。在当时“农业大省”的政策导向面前,丽水人很快就提出“在山上再造一个丽水”。处于温州模式经济圈的县市就压根儿没想到在“山上再造”或是在“田里再造”,而是形成了个私经济发展的强大势头,突破了体制、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的同时,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在成熟了温州模式的同时,也实现了地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这种软文化力的缺失,也使丽水人缺少了创业的冲动、致富的欲求,使丽水人在市场经济浪潮前缺少了血气方刚,使丽水人缺少了经济生活中的创造力,阻碍着丽水人的开拓进取,阻碍着丽水经济的跨越式的发展。

    正是以上种种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与浙江省的其他地方相比,在丽水的这块土地上就很难创新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主体上也很难模仿哪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渗透进哪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都是属于全人类的。改革开放以温州模式经济区域的经济跨越式的发展给了我们以强烈的震撼力,支撑在温州经济模式形成、发展的软文化力同样也给了我们强烈的震撼力。我们并将这种震撼力融入丽水原有的文化力,不断地丰富“丽水精神”的文化内涵,打造出新的绿谷软文化力。在这种新的绿谷软文化力的支撑下,也随着丽水人民现代化实践的深入,丽水人将抛弃小农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封闭与惰性,这正是丽水人民实现丽水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

                                                                                          (《丽水研究》2005/3)
  (来源:市委宣传部网站“理论工作”     责任编辑:胡蕴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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