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

到去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欠工资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千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这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据《燕赵都市报》6月13日）

为讨回1元钱，竟要付出3元钱的代价。如此严重的不对称，提醒我们不必为追讨欠薪的巨大战果沾沾自喜，走出讨薪的“数字崇拜”，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个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成本如果持续居高，由这场政府主导的运动式维权还能行之多远？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支出远大于收益就停下讨薪风暴，让农民工的血汗钱打水漂。如果强势行政力量不介入，欠薪的死结越打越大、越拧越死，农民工连一分钱的正义都难以讨到，他们对法律公正和社会公平的信心被无限腐蚀，社会将为此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对于这笔收支严重不平衡的正义实现路径，到底该如何解读。笔者以为，它至少蕴含了以下两方面信息：

一是高成本是由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欠薪现象并非近年才有，惜乎在过分讲求宏观经济跨越的年代，微观的民生要素在这场发展长跑中，却被某些抄近路的地方政府丢在路边，缠绕于诸多行业中的“欠薪链”，由于政府忽视、职能部门渎职，行政监督和执法力量长期缺位打成死结，这才导致今天解决起来代价过高。

二是维权高成本反映了制度的滞后。为了要一个处理结果，农民工往往要到有关政府部门跑几次甚至十几次。程序过于繁琐，处理时限过长，而且付出巨额成本后许多权利不能得到维护，甚至处理结果不能弥补其维权过程中付出的巨额成本，使很多农民工不愿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劳动争议。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大大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因此现代公共管理学认为，制度就是效益，制度就是保障。1∶3的不对称比例，可以看作公共机制在农民工维权中所支付的制度效益。如此高昂的制度成本和民生成本已向所有人发出了警示：制度不建立，或者已建立的制度不能发挥有效作用，抵达公平正义的路障不排除，我们永远无法以低于1元钱的成本，讨回1元钱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