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浙南闽北的协作联合开发

沈世山

    “统筹区域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目标之一，是我国今后发展阶段的一项战略性任务。目前，我国新的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即：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而统筹发展，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浙、闽两省作为沿海发达省份，在统筹区域发展方面应该有其典型性、带动性和超前性，而在其内部也有自身的区域发展格局，因此，要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必须要有新思路。在这方面，既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相关机制和习惯做法，又要根据两省的现实情况，实施积极有效的统筹政策和特殊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区位、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和发展程度看，浙、闽两省在统筹区域发展上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解决的重点就在于如何把浙南和闽北这一区域中几个欠发达县（市）发展起来。这也是考验地方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一、浙南、闽北经济区域的界定

经济区域是以地域的经济分工和相互联系为基础形成的不同层次、相对稳定的经济空间集合体。经济区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区域存在的客观性得到科学的认识，并通过经济区划来得到确立，就构成了国家区域发展总体布局中的一个部分，对确立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浙南、闽北经济区域的界定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地理位置和空间距离。浙南、闽北区域的空间界定主要应考虑地理位置与交通距离。从浙南、闽北的地理范围看，浙南、闽北区域是指地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连接处的庆元、龙泉、景宁、泰顺、文成和浦城、松溪、政和、寿宁等9个县（市）。若以交通距离来衡量，浙南、闽北区域可以界定为以瓯江、闽江、福安江发源地——庆元为中心的县城之间的1—2个小时交通圈和庆元至周边较大城市温州、丽水、衢州、上饶、南平、福州、宁德的3个小时交通圈。但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动态交通时距将会不断缩减。
    ——大生态区与山水相依区。浙南、闽北区域是浙、闽两省最大的生态区，该区域境内山岭连绵，群峰起伏，山水相依，中心区庆元县全境由洞宫山、仙霞岭山脉盘据，呈现一个以庆元为中心和发源地的扇形分布的瓯江水系、闽江水系、福安江水系和飞云江水系。四大水系间生态良好，风景秀丽，均以山地、丘陵为主，是典型的山区，“九山半水半分田”一说恰如其分。该区域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森林覆盖率都很高，是全国生态建设区，水力资源和珍稀动植物资源也十分丰富，生物物种和动植物多样性非常突出。庆元并以82.6%的森林覆盖率和多项最高生态指标号称生态环境第一县。因此，从整个区域看，其实是一个以庆元为发源地的四大水系及水系间的大生态区。
    ——经济关联度。一般来说，浙南闽北区域的界定应综合考虑地理位置与经济联系程度。从经济关联度看，浙南、闽北区域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各个县（市）很大程度上具有经济发展基础和条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同一性，通常也面临共同的问题。从该区域的实际情况看，经济的联系度因行政区域的不同，呈现出一种流域间（瓯江流域系属浙江，闽江、福安江流域以福建县、市为主）特别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但由于气候与自然环境等主要因素的影响，各流域在主导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上自然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

（2）各县（市）具有共同追求的经济发展目标。它促使各县（市）为解决区域的重大问题而共同努力。当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即上海、苏南与浙北组成的区域正朝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浙江沿海的其他地区正在实施“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发展战略。因此，从发展趋势考虑，长江三角洲经济的一体化，其实是苏浙沪经济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苏浙沪一部分城市的经济一体化。但从短期来讲又仅仅只能从一部分城市的经济一体化着手。因此，浙南山区特别是靠近闽北地区的几个山区县目前只能是从依托的角度进行定位，
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联合闽北地区的同类型地区，加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开发，为把该地区建设成为沿海发达地区的后花园做好基础性工作。

（3）由于各县（市）内部的同一性和共同目标，其内部的经济联系和相互合作较为密切，总体上大于与经济区外部的联系和合作。因而在浙南、闽北区域内形成紧密的人、财、物、信息等流通网络，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综上所述，从地理位置、静态的交通距离、生态连绵区与经济关联度考虑，浙南闽北区域是指围绕瓯江、闽江、福安江、飞云江四大流域发源地的欠发达山区县组成的区域。但如果从动态的交通
时距与经济关联度考虑，浙南闽北区域的发展前景和性质将有所改变，它将成为浙闽两省沿海发达城市的后方基地。

    二、浙南、闽北区域联合开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迅速推进，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和由跨国公司推进的贸易、投资和生产的国际化，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大分工的格局。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主要表现为国际投资、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但其进程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大都市圈，流域经济和跨国小区域的一体化，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
选择。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都在有意识地打破诸侯经济，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考虑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拆除阻碍商品、生产要素和企业的跨区流动的行政篱栅，整合各种资源，发挥各自优势，成为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为泛长江三角洲边缘地带的浙南闽北区域要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获得利益，就必须主动接受辐射，加强区域间的合作，认真分析区域合作的基础、可能性和必要性。

1、浙南、闽北区域联合开发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经济区域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形成条件：

（1）自然基础。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质气候、水域、生物、土壤等自然条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就形成某一地区特定的产业优势和经济结构特征。自然条件是形成经济区内的“匀质”特征及其与其他区域不同的初始条件。浙南、闽北地区地域相连，文化相近，经济相融，人缘相近，联系十分密切。该区域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森林覆盖率高，平均在75%以上，庆元县高达82.6%。在沿海发达地区大办工业、污染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为两省保存了一片净土，对气候调节和大气的良性循环发挥了重大作用。该区域是瓯江、闽江、福安江、飞云江的源头，下游有大中城市10多个，生活着几千万人口，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有力的水源保护措施为下游人民提供了丰富和优质的水源，是浙闽两省的生态屏障。下游发达地区已日益认识到该地域的重要性，下游经济的一体化必将促进具有共同地域条件的上游区域的联合。该区域是革命老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曾经是浙闽边地委驻地和浙江大学的转移地，为浙、闽两省革命力量的转移、保存和发展，为浙闽两省的解放事业提供了战略上的保障。该区域紧靠福建前线，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地形复杂，有利于部署装备和兵力，是解决台湾问题和军事战略部署的后方保障。这种独特的地理既是两地联合开发的条件，又为加快合作提供了推动力。

（2）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分工是经济区形成的重要基础。区域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生产分工不断深化、协作不断加强的历史，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分工有部门分工和区域分工两种形式：部门分工表现为部门间的产品交换，地域分工表现为地区间的产品交换。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部门分工常常以地域分工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一些区域利用区内共同存在的有利条件生产特定产品，从而形成区别于其他经济区的特定的产业部门分工，这种分工优势进一步固化了区内的“匀质”性，从而区别于其他经济区。从经济水平角度分析，浙南、闽北经济区的关系还表现出一种邻域渗透的发展模式。两地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从人均GDP看，差距并不大。除了体制影响产生的差异外，基本上是平行的发展关系，完全可以通过分工与各种经济联系相互渗透，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各地区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但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增长。因此，区域
合作格局能否形成，以及采取何种形式，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能否增进区域整体利益。各行政区都趋向于在区域性整体利益的框架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也是浙南、闽北区域联合开发最现实和最具吸引力的基础。

（3）社会条件是经济区形成的重要促进因素。任何经济区域的边界都不能不受到历史形成的民族、社会、文化、风俗、民间交往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即使是原有经济基础基本相同的区域，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也会成为两个不同的区域。总体上是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条件，但反过来，社会、文化等因素又会影响经济基础，这就使经济区往往带有某些社会特征。浙南、闽北区域虽然因体制的不同，经济基础有所不同，但该区域因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交往密切，又同属欠发达地区，同病相怜，联合开发具有深厚的社会条件。

2、浙南、闽北区域的联合开发是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异，解除发展瓶颈制约，顺应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计划经济时期，该区域靠山吃山，在全国均衡发展的大形势下，经济发展与沿海县（市）相差不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在主要目标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1979年底到1980年初，南部沿海地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的建立，是区域优先发展开始成为国家区域经济政策主要目标的第一个标志，到了1985年10月，宁波、温州、福州等14个沿海城市的进一步开放，说明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已经彻底转到了区域优先发展方面。此后，在“六五”计划和“七五”计划里面，中央政策都把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放在了突出重要的地位，区域均衡发展则不再是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所考虑的主要目标，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以区域优先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在整个沿海地区得到了全面的实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并成为带动中国经济连续10多年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受中央政策的影响，先是各省，继而是各市都全面实施了区域优先发展的战略，浙、闽两省都把沿海地区作为优先发展的区域，在政策、资金、项目安排上给予很大的优惠和倾斜，使沿海地区的发展环境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优化，资本原始积累的时间极大地缩短，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实力日益雄厚的发达地区再以超前的思维拿出自己的资本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园区开发，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而地处浙南、闽北山区的欠发达地区则进展缓慢，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拖越大，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是思想观念落后，劳动力素质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世界著名社会学家亚里克斯·英克莱斯曾指出：“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改革开放以后，受区域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沿海地区的人们率先接受市场经济的思想，敢闯敢干，由此带来了繁荣和发展，相比较而言，浙南、闽北地区受当代人类文明的冲击较少，思想观念的解放赶不上时代的要求，政府官员的思想观念中传统的“官本位”，计划经济的政府命令仍然根深蒂固，许多人往往不思创新开拓，坐等上级命令，不敢超出上级的文件和规定去思考问题，缺乏服务观念，
难以适应管理市场经济的要求，群众的整体素质很低，观念也相当保守，不愿不敢为天下先，温饱即安，小富即安，甚至甘愿清贫，并且，由于经济总量小，财政困难，干部福利待遇差，科研经费也严重不足，造成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向着沿海跑，许多部门和单位成了发达地区人才的实习基地，羽毛渐丰就要飞。

    二是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层次低。该区域内没有铁路交通，等级公路网密度只有0.3km/km2，仅相当于全省70%的水平，该区域不仅公路网密度小，而且等级低，通达能力差，在现有公路中，等外路所占比重大，二级以上公路所占比重小。象庆元县，在上级现有的交通规划中，一级公路的建设也要在10年以后，由于交通的落后造成的经济落后使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严重滞后。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份额普遍较大，大多在30%左右，比沿海地区高近20个百分点，比全省水平高15个以上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为35%和35%，分别比全省水平低15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带有明显的资源结构特点，工业化水平仍处于初期阶段，而我国总体工业化水平已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中期阶段。由于交通落后，产业层次低，农业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也非常低。

    三是对外开放水平低，外向带动小。对外开放的“沿海偏向”政策，使地理位置本就不利的浙南、闽北区域对外开放水平更为低下。2002年，浙西南龙庆景三县（市）的出口依存度（出口额占地区GDP的比重）仅为15%，当年合计利用外资不足100万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全国为20%左右，福建超过40%，而该区域尚不足10%。因此，只有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才能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在顺应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方面获得以下多方面的共同利益：一是实现区域联合发展，办“一地一县办不了而通过联合协作
能够办成的事”。一方面，可以共同克服地方封闭的弊端；另一方面，以合作伙伴在政策环境、资源、区位、交通、人才等方面的差异性为基础进行互补性发展，使各方具有不同专业化功能，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组合形成高水平的协作分工体系，实现综合发展效应。二是提升区域整体形象和影响力。通过联合以扩大区域知名度和国内外影响，以争取更多外来投资，这是各类区域合作组织普遍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可以共同争取国家和上一级行政管理部门的更多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区域整体性，改善区域
性投资环境，以联合体形象增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对后一方面重要性的认识明显提高，例如长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的合作，把长三角的形象推到世人面前，据此而形成的合作既有实际的支撑，又有令人瞩目的形象，有利于扩大整体对外交往，提高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    三是共享国家和地方有关优惠政策。在跨地区联合基础上充分利用与国家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相关的政策资源，即国家有关不同类型地区的倾斜政策和地方优惠政策。这一点在成员类型多样化的区域合作中很普遍。例如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提出“要利用浦东开发开放和三峡库区移民的优惠政策”；闽粤赣三边协作区提出要充分发挥该协作区由“经济特区”、“保税区”、“老少边穷地区”、“中西部地区”等多种区域类型构成的优势，争取用足用活各种优惠政策。浙南、闽北地区联合开发也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国家关于“老少边穷地区”的扶持政策以及浙、闽两省出台的关于把欠发达地区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山海协作、结对帮扶等优惠政策。

3、浙南、闽北的联合开发是浙、闽两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开放度，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1）该区域自然资源丰富，为浙、闽两省增强竞争力提供资源和能源保障。该区域是浙闽两省的毛竹产区和用材林基地。建国后，特别是公路开通后，因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大量木材外运，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自身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破坏，泥石流、山体滑坡、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因此而生。为了重修生态，该区域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上克服了很多困难，把保护生态放在第一位，实施绿色长廊、生态公益林工程，资源保护和生态保护工作取得很好的成效。目前，仍按长大于消的原则为发达地区提供丰富的竹木资源，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近距离的资源提供对浙闽两省提高竞争力仍显得尤为可贵。该地区位于浙、闽主要大江大河的上游，能源资源同样极为丰富，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合计为200多万千瓦，水能资源作为一种无污染的环保能源，其开发前景广阔，在电力紧缺的形势下可为浙闽
两省提供能源，形成一种竞争优势。该区域自然资源的丰富还表现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山高谷深温差大，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影响，雨水充沛，林草繁茂。为多样性生物物种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其生物物种之丰富为国内和世界罕见。并且，由于自然环境复杂，气候条件也因地域大和地势高低不平而显现出不同的特色，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品种的垂直分布提供了繁衍、生产的条件。

（2）该区域潜在的优势表现在优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方面，为浙、闽两省旅游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浙、闽两省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迅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许多地区的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从目前情况看，沿海地区的旅游业比山区旅游业要发达很多，但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和人们旅游观念的转变，山区的旅游业具有非常好的前景，从开发潜力看，浙南、闽北地区有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有华东最大的生态旅游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泉山、百山祖，还有许多国家级旅游胜地和森林公园，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该区域内原始森林面积广大，并拥有第四纪冰川的活化石，世界最濒危的十二种植物之一——百山祖冷杉，珍稀濒危的百兽之王华南虎，这些极具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香菇文化、剑瓷文明、畲族风情、闽北风光、古廊桥、古地道、古民居，都透射出古老的文化底蕴。宜人的气候，诗画般的自然风光，多彩绚丽的民风民情，构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卷，让来这里的人们赞叹不绝，流连忘返。随着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该区域将成为浙、闽两省旅游业的新资源、新亮点。

（3）该区域别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具有独特的竞争力，是浙、闽两省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是该区域通过长期的发展，古代文明的流传以及勤劳智慧的人民创造了许多灿烂的文化，表现出独特的经济竞争力。该区域是香菇的发源地，有全国最大的市场，有实力雄厚的研发和检测机构，庆元香菇（包括庆元、龙泉、景宁三个产区）获得国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实施标准化生产，有机香菇的生产和多品种的食用菌开发赋予香菇经济新的活力。该区域是宝剑青瓷的发源地，悠久的剑瓷文化为当地人民的勤劳致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该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是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发达地区的后花园。二是该区域作为新开发地区，可以很好规划，接受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发挥后发优势。三是该区域的发展符合应对国际竞争和实施国家战略的需要，浙闽两省可以充分利用其生态特色资源以弥补资源配置中的不合理因素，形成区域新优势，优化全省发展环境，提升整体竞争力，符合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三、浙南、闽北区域联合开发的主要制约因素和对策思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区域联合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绩，但对于浙南、闽北这一欠发达地区来说，仍然存在各种制约区域联合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1）思想认识问题。由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影响相当深远，在各地区和部门的领导成员中，行政分隔、地方性自给自足、自成体系、自我循环，以及“万事不求人”、“小而全”观念仍然相当浓厚，缺乏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和交换的思想，不求扩展与外部区域的联系。有许多生产和投资项目，从一开始就立足于“自力更生”，各地自搞一套。往往产生许多无谓的过度竞争。

（2）体制问题。浙南、闽北地区行政隶属不同，加上各自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条块分割的行政体系，各地习惯于按行政区划范围、用行政手段自我运作。有些跨行政区和跨部门的联合往往被认为有碍于本地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遭到行政部门的阻碍，或由于地方利益分配问题的争执而无法形成。事实上，大量的经济活动如跨出条条和块块进行协作，就可以将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地组合起来，形成超越各单个条块内部组合的最大合力，取得最小成本。

（3）所有制方面的原因。各地间由于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之间都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制度，生产和投资的运作规则各不相同。这往往导致各方即使趋向于联合，也由于游戏规则的不同而难以操作。同时，传统的意识还常常把国有、集体以及私有经济的联合看作是容易导致公有财产流失的途径，更产生了种种因噎废食、阻碍联合的行为。

（4）基础设施不完善造成的障碍。区域间联合和协作一般需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作保障，例如完善的通讯设施以快捷地传递信息，便捷的交通设施以促进物流、人流。由于联合而扩大了经济规模，有利于降低成本，但必须相应地建立共享率高的各种服务设施等。如果这些设施不完善，或者在联合过程中，围绕这些基础设施如何建设，各方投入多少，以及收益如何分配等问题存在矛盾，势必影响联合的形成。区域联合开发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经济流动的障碍，降低经济运作的成本，促进商品要素的流动，减少行政干预，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整个区域的效能和竞争力。浙南、闽北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又同属欠发达地区，如果各自为政，单纯地从当地的行政区域和隶属关系出发，考虑各自的发展规划，不能形成一种连动和互促的经济区域，则在发展上将永远无法改变各自的区位劣势，也无法得到领导的重视，无法在发展上获得突破。因此，针对以上联合的障碍，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要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打破部门、地域界限，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结构优化、效益优先”的原则联合起来，推动城市间、地区间的规划联动、产业联动、市场联动、交通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通过整合区域资源，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
优势的形成，实现联合开发，真诚合作，发展共赢。

1、思想认识的统一是浙南、闽北区域联合开发的基础。传统的观点认为浙南闽北区位偏，发展条件不成熟，是基于以下分析：一是到省城距离远，是浙、闽两省最偏远的地区；二是离港口、铁路远，交通落后；三是整个区域经济落后，形成一个欠发达经济圈，经济和社会进步只能是自然发展。这些分析反映在指导思想上就形成了固定思维，反映在工作上就缺乏新意，反映在措施上就照搬照套，对区域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发展现状，既缺乏纵向的深度分析，又缺乏横向的比较分析，往往过分注重于经济现实，死扣实际情况，静止地对待客观现实，陷入经济客观主义，甚至埋怨宏观政策过于超前，指责制定政策不切实际，扼杀了发展运动的趋势和生机。因此，有必要突破思维定式，从更宽广、更全面、更科学的角度来确定发展位置：

（1）浙闽两省的领导层要真正重视欠发达地区，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开发，促进发展。浙南、闽北地区是浙闽两省的欠发达地区，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逐年下降，从两省的实际情况来讲，确实是微不足道。历届省委、政府考虑到投入产出效应，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把沿海地区作为优先发展对象和产业、项目、投入的主体，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对欠发达地区则采取以稳为主的方针，许多县（市）财政是吃饭财政、项目建设是小项目、资金投入是小投入，整体发展较为缓慢。中央提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牢固的群众观之后，各级党委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浙、闽两省都于2001年出台了浙委[2001]17号文件，闽委发[2001]1号文件，提出要把欠发达地区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开始实施山海协作、结对帮扶等工程，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但从交通等重大项目的安排上看，仍然缺乏大的实质性的
举措，基本上仍以安抚性质的项目和扶持为主。因此浙、闽两省的领导层有必要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倾听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的呼声，在能彻底改变瓶颈制约的重大项目的安排上给予倾斜，实质性地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和稳定。靠施舍得来的稳定毕竟是小稳定，只有靠发展起来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2）浙南、闽北周边各县（市）要增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分工和协作互利共进的观念。而树立这种观念的前提，是进一步改变按行政系统进行经济运作的旧体制。真正建立按照市场规律和经济区资源布局，由统一开放的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应进一步打破“条块分割”的体制，消除部门封锁和地区封锁，遵循按区域优势进行合理分工的原则，建立区域间不同企业的完善的协作关系。彻底打破不合理的行政藩篱。不论是什么区域或什么部门，只要合作起来能够形成优势，就可以自由地形成联合，而不必受到行政管辖范围的限制。在经济发展中，我国许多地区提出“不求所在，但求所有”和“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指导思想。前者强调，只要能形成有效益的合作项目，有利于增进本地区利益，无论在哪一方区域进行投资和建设，都应积极促进其成功；后者则强调，只要能够在本地区形成有效益的合作项目，不论其是否为本地区所有，或
是否能直接从项目中获得经营收益，都应该积极支持其发展。这样的观念对促进区域联合是十分有益的。

（3）浙南、闽北各县（市）要再识区情，强化优势，创新机制，加快发展。区域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但当人们对它进行认识并加以确认后，就转变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的主观因素。因为在确定区域主导产业时，通常要根据区域固有的优势，遵循扬长避短的原则进行多方面的选择；在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时，应尽可能有利于区域优势最充分的发挥；在对外进行分工和协作时，应尽可能发挥优势方面，以便在对外关系和利益分配上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浙南、闽北地区应充分认识自身的区域优势，优化发展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跳出区域看区域，寻求战略性的突破。从全省情况来看，区位偏，但从全国来说，仍然处于沿海发达省份，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经济的总体水平低于全国水平是不应该的。周边县（市）的领导要对造成区位劣势的种种原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交通落后，上级领导缺乏实
质性的重视，上级组织的短期政绩行为和资源配置的纯经济倾向等），通过突出本区域的作用，壮大我们的声势来引起领导的重视，为领导决策提供新思路。要将彼此的合作提到讲政治、讲大局、讲发展的高度，在合作求生存、追求规模效益和提高竞争力上形成共识。二是要强化原有优势，运用好后发优势。正因为该区域是处于沿海发达地区的一角，自然生态的优势，经济发展规划的趋势，融合外围发展的形势这些后发优势更为突出，综合分析的条件更为成熟。因此，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要做到这几点，首先必须摒弃传统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必须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单纯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观念。目前在评价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的表现时，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由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等。然而这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而这已经危及到维持经济发展。此外，由于发达地区污染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对人类健康和财富的影响，甚至用于维持环境质量的费用，也被当作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增加来加以核算，而实际上这些费用只应当作为社会的维持成本，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来获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属“虚值”或“环境欠帐”。因此，在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中，从实现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应从每年GDP新增部分拿出一定的比例对自然资源保护好的地区进行补偿，这其实是对环境的补偿。当然，从浙、闽两省的欠发达地区来说，自然生态的优势比较明显，要在抓好当前发展的同时，又要指导好长远的规划，要充分认识保护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只有责任没有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要积极地联合起来向上级争取环境保护，特别是源头水系保护的补偿机制，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三是要实行灵活机制，促进发展。表面上看，浙南、闽北地区的开发，缺人、缺钱、缺资源，实际上既不缺人（许多县都往外输出人才），也不缺钱（存量资金不是沉淀就是流出），更不缺资源（比沿海丰富得多），关键是缺乏一种支持欠发达地区留人、留钱、留资源的特殊政策和机制。因此，对该地区的扶持，光给鸡蛋是不够的，还要给生蛋的鸡；光给生蛋的鸡是不够的，还要找养鸡的人；光找养鸡的人是不够的，还要调动养鸡人的积极性并建立将其留住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形成要靠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在区域发展的着重点上敢于、肯于、善于集中投入资金，引入技术，培植主导产业部门。对于人才的合理流动问题，根本的办法是真正改善欠发达地区人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其在本地有所作为。也可以借鉴美国西部开发的经验，从战略和制度入手，形成刺激人奋斗而快速致富的机制和创业环境。

2、组织制度建设是浙南、闽北区域联合开发的重要措施。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机制，是浙南、闽北地区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内在要求。虽然目前大多数区域合作组织的组织制度仍处于松散型、低层次上，但多数发挥了加强对外宣传的作用，提高了区域知名度。区域合作组织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编制区域合作规则。应在国家指导下制定区域合作规则，为企业提供咨询或信息服务。规则应以解决区域性共同问题、协调区域关系为基本目标，重点内容一般包括区域性能源、交通、水利、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性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市场形成、区域环境保护等内容。

（2）实行高层次对话，加强经验与信息交流。为此，浙南、闽北区域应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着眼于发展和长远利益，最大限度地降低谈判等交易成本。要尽快建立规范的高层协商制度和协调机制，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共同规划，相互协调；在生态环境建设上彼此支持，联合治理；在资源共享和企业合作方面给予共同的鼓励和支持。合作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开展双向经验交流和参观学习，高层领导互访、沟通信息、联络感情；定期轮换地点召开高层领导人联席会议；建立省长或市长联席会。在高层协调框架之下，应尽快完善原有的促进双边合作的制度和机构，如“浙南闽北联防会议”制度和“浙南闽北木拱廊桥保护
与开发办公室”等机构。同时，尽快设立顺应形势发展要求的各种部门性、行业性的专门协调机构，如“浙南闽北发展与规划协调委员会”、“浙南闽北小水电开发协调委员会”、“浙南闽北旅游业发展协调委员会”、“环境保护与治理协调委员会”、“交通网络建设协调委员会”等，以协商机制和协调行为来获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增进区域内的共同利益。同时，应加快区域性行业中介与商会组织的建设，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与政策信息，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生产标准，协调企业投资行为与市场行为，促进企业间的分工协作，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等。

（3）正式建立起协作区的常设机构。为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机制，浙闽两省应设立协调的领导机构，地市也应建立相应的机构。区域合作组织可建立联络处和相应的组织，负责协作区日常组织协调工作，同甘共苦时加大行业网络的工作力度和组织程度。区域合作组织应加强对区域合作理论和实践的宣传，探讨和交流区域合作经验与对策。创办刊物和组织研讨会是两种最主要的方式。各县（市）的办事机构应充分发挥窗口和纽带作用，主动加强联系，做好联络、协调、服务、调研工作。

３、利益格局的协调是浙南、闽北区域联合开发有序推进的保证。浙南、闽北区域的经济合作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浙闽两省及有关部门的统一规划和相互衔接，需要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也需要企业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为此，既要全面推进，又要突出重点；既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又要适应利益格局的协调，互惠互利，实现共赢发展。

（1）以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前提。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应在共同遵循“双赢”或“多赢”原则的前提下，实现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的一体化。跨行政区域的基础设施如果能达到最大的外部正效应和资源最优配置，就实现了“双赢”或“多赢”。在我国，本应通盘考虑的跨行政区域的基础设施，各地区却在那里自成体系、重复建设的例子屡见不鲜。跨行政区域基础设施合理布局的关键，是制定一个科学的规则。而规则的编制和执行，有赖于建立一种推动地方
政府间协商合作的机制。这种机制如要获得成功，根本之点又在于必须遵循“双赢”或“多赢”的原则。荷兰的鹿特丹成为德国的大海港，就是成功的例子。德国人完全可以把汉堡作为主要港口，只要挖一条运河与莱茵河相通即可，但聪明的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会使他们的发展受到不良交通系统的限制。德国人理智的选择，不但充分利用了鹿特丹的大港优势，还从容地加快了自身的发展。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应当彻底地杜绝“阎锡山窄轨铁路式”的“土围子”遗风。各地方关起门来自成体系、分散孤立地搞建设，
不仅对于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浪费；而且作为先导性的重大基础设施，其非理性的规则布局将会给未来的长远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交通建设是浙南闽北区域发展的瓶颈问题，是合作与交流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内部搞得再活，搞得再好，遇到瓶颈制约，都要受影响。嘴不张开或只有一个口子，良性互动就搞不起来，就是“角落”和“边缘化”的突出表现。因此，要通过区域内各县（市）的共同努力力争在“东承西就、南来北往”方面有突破，来推进浙南、闽北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各县（市）要充分认识区位劣势的关节点不在于与省城的距离有多远而在于交通建设太落后，在于公路太弯、太窄、太少，
在于与发达地区连接的公路等级太差。二是要在互利的基础上，加大交通建设和协调力度，对原有的以行政隶属关系来确定交通建设的规划进行反思。凡是落后地区都是与行政中心相对远的地区，上级组织考虑到路程远、投资大、见效慢，对落后地区的交通建设都是押后考虑。而在建设思路上大多从行政区域出发，很少考虑到各县的发展实际，大多是规划行政区域间而非经济区域间的道路。从整体上来说，投资的共享率较低。因此，在山海协作、结对帮扶等活动中，要采取实质性的而非表面的一些看似轰轰烈烈费时费力而实际成效不大的措施，把欠发达地区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地说，就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原有交通规划进行修改，要从有利于经济区域的形成，有利于山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利于接轨经济发达地区而非仅考虑缩短与行政中心的距离来规划、来投入、来建设。三是要学习杭州市“以砸锅卖铁的决心”实现与上海的同城效应的做法，想方设法通过对交通的合理规划和建设来“接轨大沿海，入长三角”。从带动浙南、闽北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规划建设好温州—文成（苍南）—泰顺—寿宁—庆元—松溪—武夷山高速公路将比其他任何道路都更为有利。该道路全长450km，是连接浙闽内陆与沿海的大动脉，既可以极大缩短该地区接轨沿海地区的里程，又可将雁荡山—百山祖、龙泉山—武夷山三大名山连在一起，带动该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同时还可将104与205国道、金温铁路与上饶—南平铁路连在一起，为该地区接轨大沿海，直通大内陆创造条件。在建好上述高速路的同时，规划建设好建瓯—政和—庆元—景宁—青田公路，龙泉—庆元公路，使该区域形成一个合理、便利而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交通网，就能实质性地改变该区域的发展环境。

（2）以产业结构整合为重点。区域产业布局是指一个区域中，各种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合理的产业布局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的和社会的各种资源，有利于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能够使企业更好地相互协作形成最大的整体效应。合理的布局不但能够降低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经营收入，产生良好的微观经济效益，而且有利于提高整个区域的宏观效益。合理的产业布局也有利于形成均衡增长的局面，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按照这一要求，浙南、闽北地区必须抓住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科学的产业结构政策加以引导，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细化产业分工，强化产业互补，进一步整合产业结构。

一是要突出各地的传统优势产业。浙南、闽北地区由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产业也相近。但由于受地理条件、行政区域和思想观念的限制，在各种产业的培育上，各县（市）没有形成合力，反而是在产品销售上相互压价，竞相出台优惠措施，使各种产业的发展大受影响，因此要注重产业规划和联合发展。像食用菌产业，要继续突出庆元香菇市场、食用菌检测中心、科研中心的作用，按照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的原则和标准化生产的要求认真实施，没有必要相互竞争。像闽北的烤烟业、龙泉的剑瓷业、景宁的茶业等都应相互保护，促进发展。

二是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充分发挥紧靠发达地区边缘的优势，积极呼应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升级，承接和利用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辐射和梯度转移。产业结构的整合，要和参与沿海地区分工相衔接。能否进一步提高经济外向度，更多地引进资本与先进技术，对下一步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目前应以本地配套生产企业与服务体系的发展来促进招商引资工作，以外资企业的产业技术扩散来带动本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是要共同培育好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多年的努力，各县（市）都培育出了一批新兴产业，比如寿宁、政和的高山蔬菜，庆元的铅笔和竹木加工业，龙泉的太阳伞行业，这些行业相互依存度都很高，寿宁的花菜有很大一部分是庆元江根、官塘、龙溪等乡镇的农民种植的，而龙泉、庆元的许多竹木资源是政和、松溪等地提供的，因此，很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而不是从地方保护出发来共同培育新兴产业以促进商品要素的流动，加强产业组织和行业协会的联系，减少行政干预，提高政策的协调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效能和竞争力，造福区域内的群众。

（3）以旅游一体化为突破口。在区域经济分析中，对发展趋势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发展趋势决定着未来。任何经济决策既要注重原有的基础条件和静态位势水平，更取决于发展的动态趋势，根据动态趋势进行相机决策。浙南、闽北旅游业的一体化发展，障碍相对较小，启动可以较快，应当作为推进区域合作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浙南、闽北的旅游资源既有相近的一面，但也各有特色。资源共享、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建立健全旅游合作协调机制，加快制定旅游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加大旅游市场拓展、项目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共同构建浙南、闽北黄金旅游圈。要树立“大旅游”观点，注重点、线、面结合，构建区域的旅游网络，不能各自为政，更不能以邻为壑，而要互动互进、联合发展。区域内各县（市）的同类型旅游和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都可按项目、按路线组织专项或专线旅游。要通过旅游业的一体化发展，丰富内容，创出品牌。秀山丽水、闽北风光、香菇文化、剑瓷文化、民族风情、古民居、古地道、古廊桥是该区域生态旅游中的宝贵财富，但如何保护、如何开发，实现共赢仍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目前，浙南、闽北两地有意合作开发廊桥文化应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浙南、闽北地区是中国木拱廊桥的集中地，具有历史早、数量多、质量好等特点，但如何提高人们的保护意识，合理开发好廊桥文化资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年，浙闽两省在庆元召开了“浙闽木拱廊桥保护与开发研讨会”，就廊桥的保护与开发以及建立相关的机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共识。随着保护与开发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世界廊桥之旅势必给浙南闽北地区带来良好的效应。同样，只要周边县（市）有共同开发的决心，在长远发展和科学规划上形成共识，我们还可以开发出许多诸如中国名山之旅（雁荡山——百山祖——龙泉山——武夷山）、浙江的西藏之旅（浙南高原）、浙南风情之旅（剑瓷文化——香菇文化——畲族文
化）等。

（4）以打造生态品牌效应为基础。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决定了各区域在全国地域分工中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所谓区域优势，是指本区域在全国地域分工中较为突出和稳定的有利因素，包括自然、经济、技术和社会的有利条件，也包括在这些条件基础上形成的优势部门。狭义上说，区域优势是指区域的开放性的比较优势，即本区域相对于其他所有同级的区域所具有的有利的经济条件；广义上说，区域优势除了开放性的比较优势外，还应包括区域内在的相对优势，即将每一个区域的各方面因素相比较，相对较为有利的因素。不过一般在确定区域优势时，更着重于研究开放性的比较优势，因为它对于确定本区域在国民经济分工格局中的专业化产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区域能把生产要素用于最有利于本区域发展的产业上，社会将获得相对有利的比较效益。正确认识和确定区域优势，是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绿色、生态是浙南、闽北地区目前最响亮的牌子，也是该区域在生态省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因此，不论现在和将来，该区域的发展都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把资源、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和长远计划，实行生态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并重的方针，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运作生态资本，不断改善生态环境，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努力创建生态文明，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生态经济这一全新发展理念，使经济从追求以经济增
长为中心的传统战略，转向以保证生态与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持续生存战略，把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融合起来，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优势，把浙南、闽北建设成为重要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和生态旅游胜地，率先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综上所述，统筹浙南、闽北这一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必须对该区域进行经济学界定，分析区域联合开发的基础和条件，认清区域统筹发展存在的制约和障碍。通过思想认识的统一、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利益格局的协调来促进联合，统筹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从实质意义上说，也就是对地方党委、政府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等执政能力建设的全面考验。

         （作者系中共庆元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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